略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孙中山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所谓旧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五权宪法”。旧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     

"三自"政策: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

民国时期新桂系搞广西建设,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其理论依据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新桂系并不是简单照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政策.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

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的阐释,被时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更加突出,为日后国民党实权派构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邓演达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

孙中山逝世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三民主义作出各种阐释,运用三民主义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邓演达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对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显现出继承中的超越.本文主要从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上、实现民权主义的途径上及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上三方面阐述了邓演达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     

中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共产党赞同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新三民主义政治原则。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仍然坚持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是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继承与超越。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新道统思潮.其本质,是国民党的党化主义政治宣传.所谓新道统,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树立三民主义思想道统,是国民党人从2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政治策略,抗战爆发以后,愈益加紧实行.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责备"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大会宣言表示:"中国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谕,自有三民主义最高信仰,惟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决不曲意诡随,以自丧其所守".大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呼吁"捐     

从学术三民主义化到三民主义学术化——孙中山研究在台湾50年(1949—1998)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世人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其思想亦被称为国父思想。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义一直被国民党当作立党治国的根本精神。但与颂扬声相对立,近年来三民主义在台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有些民进党人士...     

孙中山民主主义的历史特点

孙中山民主主义具有三个突出的历史特点 :1 .完全的民主主义。孙中山超越了洪秀全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农民民主主义 ,超越了康有为带有浓厚的士大夫味与儒家传统的民主主义 ,而融会中西文化之精华 ,创立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2 .战斗的民主主义。孙中山坚持武装革命 ,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组织上进行自我革新 ,在民主学说上不断自我完善。 3.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孙中山探索与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真诚欢迎俄国社会主义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走上了与社会主义者的联合道路 ,实行三大政策 ,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思想的指引下 ,大多数中国民主主义者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产生

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他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给沉闷、涣散的国民党带来了转机。但它不是孙中山凭空想出来的,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及现实原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探寻救国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采取的伟大战略决策,从而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当时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