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域下的诗歌“抒情言志”

多维视域下的诗歌“抒情言志”,包括口头表达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原始、写作方法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强化、人际交流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对象化、自主阐释视阈下的“抒情言志”读者化。每种视域下,诗歌的“抒情言志”都有其特殊的意味。借助多维视域,方能全面把握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内涵与特点。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浅论“言志”与“载道”的关系

“言志”和“载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概念。有人曾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认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可见,这两个概念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论诗歌“情”“志”流变及其与“意象”“意境”的生成关系

本文通过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诗观的发展的考察，推衍诗歌“意象”、“意境”的形成及其在现代的阐释。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元代艺术观念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于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集体性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发生裂变,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萌生,元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蕴。元代艺术家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抒情言志”艺术观念的同时,更赋予“情”在艺术活动中更加广泛的内蕴,表现出对于情感的本体确认、对于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于世俗情感的肯定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艺术观念向近代的演进。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论先秦两汉民歌的性质——兼与程相占先生商榷

从古代诗论来看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古人对诗歌性质和功能的两大基本体认 ,很少论及诗歌叙事的问题 ;从传统的叙事理论来看 ,先秦两汉民歌的内容及表述方式基本上构不成“叙事” ,更谈不到“叙事诗”的问题 ;从纯理论的层面看 ,抒情诗之根在于“极端的共时呈现性” ,叙事诗之根则在于“极端的历时延续性”。整体言之 ,先秦两汉民歌的共时呈现特征十分明显。虽有极少数作品体现为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 ,不妨称之为叙事诗 ,但其数量有限 ,不足以构成与抒情 (言志 )之作相对立的种类。而且 ,它们同时又具备抒情 (言志 )之作的特征。因此 ,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抒情 (言志 )诗 ,不必强分为两类     

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论纲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且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采用发生学的理论,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社会实践,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或可完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学术建构,促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胡适的审美启蒙理念

审美启蒙的理念是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他的审美启蒙理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通过现代白话建设具有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以"清楚明白"为核心元素的审美标准;将白话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充分肯定白话文学的审美价值.     

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和政治局限,关注台港澳文学的复杂形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内在的联系.把台港澳文学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对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对文学史分期的构想产生影响.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     

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文学史考察的视点问题

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基本框架上要体现文学理论的观念，它在具体选择和评述上要体现文学批评的精神，此外，它是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徜徉。这种徜徉不是简单地以历史观点来看待文学，而是在学科内部面临一个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问题。文章对这样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梳理。     

观念与方法：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性阐释二题

对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观念的强化及方法的运用两个问题进行了学理性探讨；阐明了强化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观念，必须与文化对话意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学学科意识相关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表明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要采用跨文化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