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现代重构——评邓新华教授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

近20年来,在面对涌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当代接受美学,对其进行消化的同时,考虑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固有精华,中国许多学者便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审美接受的理论思想。这种情形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尝试到90年代的系统探讨愈演愈烈,遂构成了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大景观。近年来,邓新华教授推出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一书(以下简称《诗学》)可以说是其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创新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现代重构。《诗学》一书,共28万字,分为“绪论”、“发展”和“方式”三篇…     

艺术学学科性质与中国艺术史学

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本质上是综合的、宏观的、整体的研究与描述的中国艺术史,即是“复数”的艺术史形态,不是分门别类的门类史的形态,也不是“拼盘”的艺术史形态。将各种艺术门类同时纳入“史境”中,整体地研究中国艺术各种现象的形成与流变,整合艺术门类的材料与作品,对“史境”中的共同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进行综合的描述,避免像过去的艺术史成为门类艺术史的“拼盘”方式。这是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基础上,建立、架构与整体地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起点和基本方法。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跋涉中的选择——面对现代艺术的中国当代陶艺

中国当代陶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它的“反叛意识”为中国当代陶艺进入90年代末期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当代陶艺的发生和发展包容了强盛的根土意识,并且成为现代艺术的有力载体。它的媒介状态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艺术品格,在全球性文化的背景中,中国当代陶艺着力架构和诠释出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和文化语境。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的运思方式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我国的美学研究虽然出现了由“热”变“冷”的局面 ,“但美学研究并没有中止 ,而是以一种地火式的运行在沉寂中发展。哗众取宠的研究者消失了 ,随波逐流的研究者退出了 ,真正有深度的研究仍在继续 ,美学已开拓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1 ] 作为 90年代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 ,姚文放教授的专著《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通观全书 ,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那清朗的运思方式 :从知性思维到辩证思维。一《批判》一书…     

侠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读韩云波教授新著《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

“侠”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早在《史记》和《汉书》中就专门列出“游侠”的范畴关注这一现象。但由于所谓的“雅俗”之分,当前专门研究侠文化的专著并不多。陈平原在2002年为其《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写后记时还说:被人看作武侠小说研究专家,不是一件很舒心的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如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等少数著作外,侠文化研究专著并不多见。韩云波教授由重庆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侠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在侠文化一直并不被学术界怎样认同、…     

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

王蒙是一位勇于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勇于为文学而献身的杰出的文体革命家和文学革命家。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王蒙的小说艺术探索,举其要者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方面:1.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次文体革新使小说艺术摆脱僵硬政治的束缚,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写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王蒙发表了《蝴蝶》等小说,又一次发动了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它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开放、自由和多元;3.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王蒙还发表了另类小说《杂色》和《坚硬的稀粥》等,不但使当代小说获得了新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使小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获得了文化哲学意味;4.上个世纪90年代王蒙的主要小说创作是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他在小说叙事学上,在“叙”什么和怎么“叙”上的大胆的成功的实验,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添上了浓彩重墨。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关于叶舒宪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笔谈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国际性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的迅猛发展.90年代以来终于形成了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名的科际整合新潮流和新视野.在国内,自“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也因与国际学术交流汇通而走向“文化研究”的接轨方向,中国传统学术正面临着重大变革.适应学术转型期的探索需要,湖北人民出版社自90年代开始,以高超的胆识和学术远见,在学术出版日益困窘的大环境中,连续投入巨资和人力物力,出版了由海南大学文学院叶舒宪教授、淮阴师专萧兵教授共同主持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著作:《楚辞的文化破译》(90万字),萧兵著;《诗经的文化阐释》(51万字),叶舒宪著;《老子的文化解读》(90万字),萧兵、叶舒宪合著;《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45万字),藏克和著.这套书的出版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这期学报特编发一组笔谈短文,或评说得失,或从他们的研究中引发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或总结其方法论的经验,以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探求有效的途径,并从不同角度展望国学与世界学术的会通和对接之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