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的最新发展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

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和谋求解决的困难程度关键在于朝美两个主要当事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及相互间不信任。朝核危机依然是威胁地区甚至全球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据朝鲜过去多变善变的情况，六方会谈的前景依然迷雾重重，因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今后将经历一段不确定时期；最大的可能性是谈，通过六方会谈机制，以外交谈判方式，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半岛无核化，是解决朝核危机最理想的结果，也是六方会谈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影响这一“最高目标”的两个因素是美国新政府有无对朝“新思维”、朝鲜有无“弃核”的意志。     

试析美朝在核危机中的话语权之争

朝核危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时至今日,美朝除了在国家利益、安全观念与政治互信等方面存在分歧外,还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核能和平利用与反核扩散问题、横向核扩散与纵向核扩散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与争夺。双方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置对方于不利的道义位置,以便在与对方打交道时增强自己的话语地位,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争取主动。     

解密全球核武档案

核危机再现，朝鲜的核试验在世界范围内激起轩然大波。从二战美国向日本投下2枚原子弹开始，到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核弹的恶魔之影时常忽隐忽现。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核大战将导致地球“核冬天”的到来，终极弃核，应该已成了人类的一个目标。然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实在是太难了。     

"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20 0 2年 5月 2 0～ 2 4日 ,“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南亚学界的专家、学者 70多人与会。开幕式由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孙士海主持 ,学会会长、研究员孙培钧致开幕词和闭幕词。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 :九一一事件后南亚的反恐形势 ,反恐对南亚各国国内政局、南亚次大陆安全尤其是印巴关系的影响 ,印、巴、中、美、俄等国家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的变化 ,南亚安全形势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中国如何在稳定南亚局势方面发挥作用 ,如何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巴两国的经贸和技术合作。值得一提的是 ,研讨…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当代南亚恐怖活动状况

南亚是当代世界除中东以外恐怖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几乎所有南亚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由于南亚恐怖主义的根源非常深刻,呈现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的状态,种族和宗教矛盾也非常复杂,恐怖主义将继续是南亚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     

印巴安全两难与中国的南亚政策

安全两难作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产物 ,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 ,并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 ,难免升级为对抗或冲突。在南亚 ,印巴关系提供了安全两难的一个典型范例 ,突出地表现在立国理念、外交战略、克什米尔问题和核竞赛等问题上。印巴安全两难导致两国外交政策行为模式化 ,并强烈地表现为主要依据长期的“回忆”来塑造设想中的未来双边关系 ,并在这一框架内发展两国间短期关系 ,结果使得印巴双边外交关系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互动 :对冲突的记忆是长期的 ,合作则是短期的。印巴安全两难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     

南亚国际格局的塑造与中国的抉择

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深受地缘政治争夺的影响,在依赖外部势力和达成内部均衡的两端不断产生不稳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与和平的南亚国际格局,有必要重新定义印度的地位,并从南亚各国争取战略自主的角度理解新的体系形成的必要与可能,及对中国相关战略的意义。     

美国南亚政策演变：1947—2006

自1947年印巴独立以来的60年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美国对其南亚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南亚政策进行梳理,分析美国南亚政策调整的原因,并对美国南亚政策的未来走势予以预测。     

十年来《南亚研究》发表论文情况综述

《南亚研究》从1981年初正式出版,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南亚研究》是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创刊的,十年里它始终坚持了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为促进我国对南亚问题的研究和普及南亚知识,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南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关心南亚问题的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互通学术信息,集思广益,共同提高,做出了应有贡献。十年里,不论遇到什么风浪与险阻,《南亚研究》均坚     

安全结构视野下的朝核问题走向

冷战结束以后核危机之所以在朝鲜半岛反复发生、僵持不决,主要与半岛安全结构的失衡有关。处于弱势地位的朝鲜希望借助核武器恢复安全结构的均衡,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则希望保持既有优势,甚至一度希望改变朝鲜体制,完全颠覆现有安全结构。中、韩作为朝核问题中的两个重要当事国,并不希望看到朝鲜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朝鲜的崩溃,是安全结构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正是这种安全结构上的利益分歧与博弈,使得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局势中的一个持久热点。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构建

随着能源对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能源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能源外交在能源多元化、机制化、新合作模式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重要进展。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源外交面临着来自能源安全、国际能源新秩序、气候和新能源等诸方面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本文从能源规划、能源金融秩序、协调机制、合作机制和新能源外交等五个方面,探讨后金融危机时期构建能源外交战略的途径和方向。     

朝鲜核试验的经济学分析

朝鲜核试验的战略意图可以从比较优势理论、边际分析理论与博弈论等研究角度讨论。朝鲜核试验不仅对朝鲜吸引外国资本、接受国际援助、进行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产生影响,而且对周边韩国、中国等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表明,韩国整体经济并未因朝鲜核试验受大幅影响,金融市场所受负面影响不明显,外资一般持观望态度。对中国而言,朝鲜核试验不利于中国一直竭力营造的良好外部投资环境,对在朝中国资本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区域军事安全成本。     

美国核政策调整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前景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美国防止核扩散,限制对手核力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美国维系其主导的世界核秩序的重要干预变量;而核不扩散机制的内在运行逻辑,也使得美国核政策成为决定该机制发展方向的最主要变量。因此,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调整,势必对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持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是现行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参与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必将通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这一干预变量给中国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从表面看来,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并加速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这是我们分析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产生的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之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及其该问题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顺利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同时进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     

应对危相：经济学的时代转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予现代经济学界重要启迪：自20世纪新技术革命至今，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跟随自然科学的进步实现时代转折。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至少要在经济人假说、加深对虚拟经济的理解和认识、明确中间效用的适度性、应对现代信用的高度发展、遏制金融衍生品市场泛滥、科学认识现代货币的虚拟性、建立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劳动作为经济学的最基础范畴等方面实现根本性的认识创新。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Although the Australian economy has avoided going into recession since the onse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crisis. Survey and anecdotal evidence presented by a number of community sector NGOs suggest that the demand for emergency relief and other services ros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This article reports results derived from two national surveys on poverty and social disadvantage that were conducted in 2006 and 2010 – prior to and after the crisis struck. The survey data allow income‐based poverty rates to be estimated as well as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deprivation, where deprivation is defined as being unable to afford items that a majority regards as essential: things that no‐one in Australia should have to go without.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are not alternative indicators but can be combined into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consistent poverty. The paper examines how conventional (income) poverty, deprivation and consistent poverty changed between 2006 and 2010, and analyse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sults to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vidence on how the profile of social disadvantage in Australia changed in the period that spans the financial crisis.     

从全球生态危机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迫使各国认识到跨国合作的必要性 ,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冲动与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决定了这种合作关系自始至终与其对立面———冲突交织在一起 ,合作是在冲突中实现的。国家间的能力差异对国际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是全球生态领域合作的焦点。伴随着冲突的合作关系表现在道德的价值取向、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公平问题四个方面。     

工业城市"多元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构

近年来我国工业城市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高频次、大规模,危机后果的严重性和持续性等特征,使我国工业城市进入公共危机的高发期。种种迹象表明,工业城市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工业城市公共安全已成为政府的一道难题。如何及时有效地处置这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已成为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工业城市中构建良好的政、企、社区"多元参与"的互动关系系统:以政府为核心,承担着领导、监督、指导的工作;以企业、社区为基础和保证,承担着支持政府的工作。构建多元参与、多方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