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严贪墨之罪”述论

官吏贪赃枉法是建设官僚政体的顽症.正因为顽症,历代王朝都不得不在它危及官僚机器正常运转之时给予惩治.由于赵宋王朝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官吏贪赃枉法现象一直困扰着宋王朝的统治中心.甚至几度使赵宋王朝的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种背景,使赵宋王朝不得不对官吏犯赃行为采取严厉的法律对策.本文试就赵宋王朝惩治官吏犯赃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对策内容及其效果作一些探讨.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唐代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

腐败不仅是困扰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痼疾。尽管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但绝大数统治者对吏治都相当重视，以重法惩治贪官污吏。官吏以权谋私是导致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官吏经商谋利又是官吏以权谋私的重要方面。唐代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比较严密，主要从禁止官吏兼业、惩治官吏偶儿买卖谋取剩利、限制和打击官吏家属经商谋利三个方面来打击官吏经商谋利，防止官吏以权谋私     

浅析唐王朝治吏的制度设计

唐王朝在治吏的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日常工作制度,明晰官吏的职责;二是完善监察制度,加强对官吏权力的制约;三是健全法律制度,严惩官吏的腐败行为.这些做法对于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析先秦时期的反贪惩贿制度

防治官吏腐败作为古代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先秦时期是各项法律规则的萌芽和初创阶段，预防惩治官吏腐败的制度也发轫于此时。文章从官吏选拔、考核、监察、刑罚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反贪惩贿制度加以论述.     

比较与借鉴：我国历代官吏考核制度

官吏考核,是对官吏职位升降、奖优罚劣的基础,是我国历代官吏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纵向比较自原始社会末期到清代前期各朝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力图从中发现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发展规律,以期对我国当今公务员制度改革以及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提出参考意见。     

成官之关键与为官之根本——论“判”在唐代官吏管理制度中的作用及价值

唐代选官的各环节都离不开对“判”的考察.由于考试的内容与选人的切身利益和仕途前程息息相关,所以做判的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选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唐代官吏的判词整体写作水平.选官需要试判,为官同样需要习判、练判.习判、练判对官吏吏能的提升帮助甚大,而吏能的强弱又是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所以,判词的水准又与官吏的考课等第间接相关.受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唐朝官吏多以读书人充任,在判词的写作风格上呈现出“文人判”的特质.文人判中所呈现出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情理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吏治精神探微——《史记·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评说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官僚政治。卷(?)浩繁的古代史书,大体上都是官吏史.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官吏史”.宦吏能够扮演历史政治舞台的主角.在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负责管理各级政府机构,通过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并决定或影响一部分人的命运.官吏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始终处于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之中。当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还没有兴起时,历史老人的目光优先注视着官吏,应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官本     

《文苑英华》判文中所见唐代官吏失职犯罪

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唐代法律惩治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犯罪,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章拟主要探讨《文苑英华》中所收唐代判文所反映的唐代官吏犯罪。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官德与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官吏道德对社会稳定的重大作用.官德之所以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作用,是同官德起作用的特点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吏",而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稳定是头等重要大事的当前,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官员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

出土文献中,有这样一类简,它们悉数列出全年日干支,并在日干支下记事.这类竹简,应该称为"质日"."质日"不是官方档案或文书,而是一种私人文书,主要是将自己平时的活动及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以备自己需要时查阅."质日"可能是官吏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底子"."质日"体现的行政色彩,或许与其主人的官吏身份有关,或许与官吏的考核有关.     

中国历代文职官吏考核制度综述

量才授职,考核官吏,是提高统治效能、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官吏的考核都十分重视。西周时,《尚书·尧典》已有“周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说。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确立,正式建立起“上计”考绩制度:年终,官吏向国君汇报工作,国君以赋税的征办为主要内容,考核官吏的勤惰政绩。此后,历代都有一套考核官吏的制度。秦、汉发展了     

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禁止官吏经商,既关系到遏制官吏腐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相当重视。唐代吏治立法有相当高的成就,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管理官吏的系列法律中,其对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规定相当严密:禁止官吏及工商业者相互兼业,惩治官吏通过代理人经营牟利或于辖区内非经常性买卖得利,限制和打击官吏一定范围的亲属经商及非经常性买卖谋取剩利。唐律的这些规定启示我们:我国现行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定应明文化、系统化,并加大对官员家属利用官员所处的权势地位经商行为的处罚力度。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汉代吏治与社会救助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所以吏治整顿就成为治国的重要方面之一,实施社会救助也是如此.因灾策免三公的负面作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其促使各级官吏重视社会救助的积极因素也应给予足够的认识.汉代三公不论是为己,还是为国为民,都希望能够辅助君王消灾弭害.汉代帝王重视社会救助,严惩救灾不力的臣僚,宽容擅自开仓济民的官吏,显示出落实社会救助措施和执法的灵活性.应当肯定,汉代的社会救助措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战国时期官吏腐败之文化渊薮探析

战国时代是功利意识甚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多为官吏腐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以家代国、隆一而治、现实主义等文化渊薮的影响使统治者将政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官吏职权的扩大为其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官吏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西汉任官制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

中国古代的官吏是国家代表,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官吏的选用制度,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受特定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的影响,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冲突的作用。封建官吏来自宗室、外戚、宦官、豪强、中小地主等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他们的利益取向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