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诗体“理”略论

对于谢灵运山水诗的善于体“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作为一种缺点简单地予加以否定。有的评论者,甚至喜欢由此将谢诗分割为前后两部分来评析,认为前半清新自然,后半陈腐滞涩。的确谢诗因其体“理”,破坏了他山水诗的完整性与艺术性。谢灵运的许多诗,不是让人们去品味,而是去理解。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大谢诗审美特质论

如果以综合有序的语义结构和完整自足的审美客体观照谢灵运诗,便可借前人"深秀"一语总括其审美特质.谢诗通过锤练章法句法字法及用典法彰显诗艺与诗蕴的双重深厚而形成深美特质;通过繁富的物象、逼真鲜明的意象及自铸的语象达成状溢目前的诗境而形成秀美特质.二者作为谢诗审美特质的两翼,又深深植根于作者原初的创造意图与过程中.     

钟嵘《诗品序》"赏究天人"、"学究天人"辨析--兼论六朝之际"赏"这一美学范畴的确立

钟嵘<诗品序>中有"赏究天人"之说,一些学者认为是"学究天人"之误.事实上这并不是失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赏究天人"不仅可通,而且更能体现六朝文人的审美倾向;第二,从校勘依据上看也有可商榷之处;第三,如果以"赏究天人"为误,而改为"学究天人",则与钟嵘在<诗品>中体现的反对以学为诗、倡导直寻的一贯思想不合;第四,与序言中的语境不合;第五,与当时的玄学审美思潮不合;而"赏究天人"说法的出现,正可说明"赏"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当时的影响.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吗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历来人们把曹植看成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钟嵘《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说他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譬人伧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谢灵运更激赏曹植的才气:“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其它赞赏曹植及其诗歌的评语,如“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三)、“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张戒:《岁寒堂诗话》)等等,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从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对曹植的评     

谢灵运诗歌的用典特色辨析

今人多批评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但梳理南朝直至唐代的许多关涉前代诗文用典的文论,对于谢诗用典特色非但未见非议之评,甚至多所称赞。明清论者在涉及谢诗用典问题时,也还是褒多于贬,极少诟病的。这种分歧的产生当主要源于诗歌用典判断标准的时代差异。客观地历史地来考察,谢灵运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不仅在用典的数量上远远少于颜延之等人,其"用人若己"的特色使得他作品中的许多典故常常不易被察觉,更遑论"繁密"了。     

关于新世纪《诗品》研究的思考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钟嵘<诗品>研究,走过了一个"w"形的所谓"双曲"的行程,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倾向.21世纪的<诗品>研究,应当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克服缺失,其中要特别重视对理论概念和范畴的现代阐释.     

经营而返乎自然——试论谢灵运诗歌的意象

作为古诗佳善与否之决定性因素的意象,在古体诗大变革的晋宋时期,其代表人物谢灵运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运用和效果,古今论者或发出一些纯由感悟而得的印象式评论,或者虽然致力于系统分析,但由于对谢诗所用大量传统意象的生疏隔膜,故而大多未能解读出诗人所想要传达的内蕴丰富的情志.其实,谢诗所呈现出使用传统意象.自具炉锤"、"取象则如化工"的一面,和"结想无象之初"、努力撰构新俊意象的另一面,充分展示了其诗歌意象运用的绝妙之处.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鲍照山水诗的抒情意绪和悲苦情结

晋宋之际,谢灵运以钩深索异、极貌写物的表现手法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借以体玄悟道,慰藉失意后的痛苦心灵。而鲍照的山水诗则展现了浓厚的抒情意绪与悲苦情结,借以抒发他仕途坎坷的失望和幽怨,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激,与谢诗形成了截然相左的风格,显示出山水诗由铺陈到抒情的转化。     

明代复古派对谢灵运诗歌经典价值的发掘

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对唐诗的影响巨大,具有经典价值。但经历了唐诗的高峰之后,谢诗的这一价值被逐渐忽视。以恢复古典审美理想为目标的明代复古派文人在审视古典诗歌整体价值的前提下,对谢灵运诗歌的经典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积极整理了包括谢灵运在内的诸多六朝作家的诗文集,较高地评价了谢灵运的诗歌价值,并在诗歌创作中积极模仿,实际给予了谢灵运诗歌近似于唐诗的艺术地位,认可了谢灵运诗歌所具有的经典价值。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从《拟古十二首》浅析陆机对古诗之雅化

陆机继承了曹植开创的五言诗的雅化实践,《拟古十二首》正是他这一实践的体现。本文通过对陆机拟作与古诗原作的对比分析,来阐释陆诗雅化的具体表现,并从时代背景、文学史发展及陆机生平、心路来揭示其雅化诗歌的缘由。     

谢朓诗声律的接受史考察

谢诗歌是"永明体"的典型代表,对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弄清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则必须研究谢诗之声律的接受状况.其间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关捩:一是沈约、钟嵘与"调与金石谐"的论断;二是以<四声指归>为代表的北朝及隋对小谢声律诗的传播与接受;三是<文镜秘府论>所代表的唐代的接受状况.连点以成线,共同构成了谢之后世诗人及文学理论家对谢诗声律的承继与接受轨迹.     

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

谢灵运的山水诗可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大类型。所谓庄园山水诗,其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中具有高栖意向的士人,他们或者拥有自己的大型庄园,或者有条件经常出入、盘桓于贵族庄园之内。此类诗重在描写庄园区域的自然风光和园林建筑,以及诗人在庄园生活中对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体悟和感受。在庄园山水诗之外,谢灵运还有一些写于行旅途中或仕宦之地的山水诗,我们姑且称之为远游山水诗。本文旨在探讨谢灵运庄园山水诗的特征及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总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笔者认为,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