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质料概念与主体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不能等同。《论生灭》中用主体概念所给出的对质料的解释并不是质料的定义,《物理学》Β3和《形而上学》Δ2所给出的描述性定义才更能说明质料的特征。进一步说,《形而上学》Ζ3中的质料并不能归结为传统所认为的最初质料,而是作为实体以及形式的终极主体和谓述对象,即终极质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一般意义上的质料。此外,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的最初质料概念特指水、火、土、气四元素。     

论阿奎那哲学中的自然实体的个体化原则

个体化问题是阿奎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自然实体而言,阿奎那认为质料是其个体化原则。在他看来,质料之所以作为自然实体的个体化原则,不仅有其在逻辑上的必然性,而且还具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语境下,阿奎那对这一原则有着不同的表述。     

亚里士多德实体与属性二分下的芝诺悖论——芝诺悖论归属问题的诊断

结合胡吉特对芝诺悖论的研究与奥康纳对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的研究,可以论证出在亚里士多德实体与属性二分的框架下的芝诺悖论归属问题,并由此揭示出芝诺悖论问题更丰富的哲学内涵.哲学史的发展也印证了悖论归属问题的哲学地位.由此可以描绘出完整的悖论归属图景,并指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论亚里士多德之两种幸福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幸福定义为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另一方面又指出沉思是最大的幸福。亚氏的两种幸福观引起了涵盖论和理智论的不断争论。文章试图从亚氏对人的本性的界定来解读其幸福观。亚氏的幸福同时包含着沉思的生活和实践智慧与道德德性的生活,两者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二者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幸福就在于两者的结合。     

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 ,本文主要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摹仿的对象以及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等方面对“摹仿说”进行了扼要的阐述。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文学的真理性——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一直以来,学界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内涵及关系问题未达成共识.从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这个角度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都从模仿的角度界定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文学模仿无法做到揭示理式世界中的真与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学模仿应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两者在构建文学无法达到真理这个结论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真理性仅在被展现的过程中才真正地存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质疑文学在模仿中达到真理的可能性,但并未否定模仿本身以达到文学真理性为前提,文学的确是模仿事件,但同时也是模仿性的再创造事件,文学的真理性能够在模仿中自我表现.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特征及其启示——兼论“适中”和“中庸”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西方哲学史第一个系统化的伦理学体系,其伦理学思想呈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伦理学强调实践对理论的相对独立性,注重从生活经验中总结伦理学内容,采取分析理性的方法整理多样性的经验,把经验上升到实践理论。孔子的中庸思想虽然和亚里士多德的适中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这个相似的论题上鲜明反应出两种伦理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以后的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     

论实体正义的困境

文章试图从司法裁判过程的不同阶段,说明在证明案件事实、明确规范事实、得出个案法律结论的活动中,实体正义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得出实现实体正义的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并指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一般关系和强化程序正义的必要性。     

论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理性精神及意义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创造性的发展,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精神。在分析实用理性精神不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渊源、实质,这对于领悟科学理性精神的真谛,培养现代人必备的精神素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特征及当代意义

霍克海默以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及人的境遇的改变为目标,通过批判传统理论的哲学态度、价值取向及实证主义的超然世外、不求改变的理论特质,诠释了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现实的活动,是一种针对现存社会、超越传统分工的批判活动。这些对传统理论批判性的否定无论是对理论本身发展还是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虚假人类中心论"与"真实人类中心论"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了对以往“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应该说,这是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反思的结果是有些人把问题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人类中心论”,进而提出“非人类中心论”。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是“人类中心论”问题的症结是以往的“虚假人类中心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以“非人类中心论”代替“人类中心论”,而是抛弃“虚假人类中心论”,建构“真实人类中心论”。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说,至今已历时二百余年,期间“经济人”假说不断发展,逐渐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共同支撑着经济学大厦的发展。本文在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演变,进一步阐明“经济人”假说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价值

在继承马克思的学说基础上,卢卡奇试图将物化学说放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力求运用总体性思想,以物化概念为切入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物化的表现、劳动的物化以及物化产生的后果展开批判,深度分析物化意识,彰显物化的内在结构、揭示物化的历史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反总体性的物化世界。同时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性尝试,采用哲学的批判方式追问理论的预设,把现代性的批判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等其他领域,以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乃至人类的理性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其理论旨趣在于破除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消除现代性社会中存在的危机。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从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多重批判维度入手,疏理卢卡奇学说的逻辑理路,以期能够走进卢卡奇学说本身,从而对以后的哲学的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够有所启示。     

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

江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一门显学,然以往研究者多从经济史角度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文则着重于江南地区历代王朝体制下的政治地位的探索,以求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有更全面的认识.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把新社会运动视为人的需要受到忽视的结果,通过参照"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观点,从"合法化"的角度来探讨新社会运动的命运。哈贝马斯认为新社会运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些运动能防止"生活世界殖民化",通过交往理性来维护规范共识;二是这些运动的本质要求是较少关注物质再生产,而更关注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由于这些运动与传统的围绕分配而展开斗争的工人运动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政党制度化或通过物质补偿而缓和。哈贝马斯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对当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但其在有着理论解释力的同时也存有某些理论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