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的百年境遇与当代价值

孝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始德与首德,是传统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中一个根本性、始基性的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在百年前孝曾受到一些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孝道又逐渐得到重视和弘扬。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肯定孝是中华传统美德,这具有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意义。在当代中国,孝道应该重新回归其家庭子德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孝在当代社会仍然能发挥其重要价值:第一,有利于改善家庭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第二,有利于促进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养老;第三,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第四,有利于立德树人,培养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论儒家感恩文化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感恩文化是中国传统感恩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理念是儒家孝道。儒家感恩文化核心理念的内涵具体表现为感恩生命、珍惜生命;孝敬父母、遵从父母;感恩宗族、崇拜祖先;感恩自然、效忠国家。儒家感恩文化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传统孝道的现代化

重视孝亲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目前养亲却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五四”以来对孝道的批判为孝道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孝道的丰富内涵为孝道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现实社会中的“老而无养”和道德滑坡是孝道现代化的必要性。建立新的孝道文化,有必要使孝回归家庭,在尊敬的基础上把家庭供养与社会养老、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     

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近五年来的文化讨论涉及到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及新保守主义三大问题。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是梳理与剖析这些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文精神”的出场与西方人文主义完全相反,它是作为批判世俗化趋势而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则反映了世俗化趋势中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资本的争夺中不断边缘化命运及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心态;新保守主义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可称为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弘扬派,它是近代以来文化民族主义的延续;第二种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神话和激进主义神话的反思与批判。文章在对以上问题的定位中,作了较为深入的评判。     

重塑中国魂：文化变革的紧迫与必然（下）

本文首先展开了对亨廷顿关于世界文明划分的剖析和批判,指出亨廷顿的基本谬误在于主观臆造了＂既定文化论＂与＂文明板块说＂;接着规定了文化、文明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是历史的、具体的,是具有阶级性和阶段性,同时也具有国度性和世界性的;探究了文化是如何作用和影响社会个体、社会总体进而推动整个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的,揭示了文化变革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演变的意义。作者着重论述了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的官文化,作为旧时代的文化传统,依然是中国文化变革和政治、经济变革的致命障碍,认为唯有反省、批判官文化和儒家道统,变革文化,确立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文化——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形成新的中国魂,主导政治、经济变革,才能振兴中华民族。     

重塑中国魂：文化变革的紧迫与必然（上）

本文首先展开了对亨廷顿关于世界文明划分的剖析和批判,指出亨廷顿的基本谬误在于主观臆造了＂既定文化论＂与＂文明板块说＂;接着规定了文化、文明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是历史的、具体的,是具有阶级性和阶段性,同时也具有国度性和世界性的;探究了文化是如何作用和影响社会个体、社会总体进而推动整个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的,揭示了文化变革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演变的意义。作者着重论述了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的官文化,作为旧时代的文化传统,依然是中国文化变革和政治、经济变革的致命障碍,认为唯有反省、批判官文化和儒家道统,变革文化,确立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文化——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形成新的中国魂,主导政治、经济变革,才能振兴中华民族。     

试析佛教孝道观与儒家孝道观的差异及其因应之道

中国传统的儒家孝道观和佛教孝道观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佛教孝道观为适应中国这块土壤，经过“格义”、“连类”等“嫁接”方法，与儒家孝道观作了长期的、全面的沟通与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非孝论争再审视

近代非孝运动对传统孝道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尤为激烈。五四之后三十年间,现代儒者回应挑战,对孝道进行重新解释。总体上看,双方一反一正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孝道如何应对时代,应对现代化的要求。非孝论者批判传统孝道移孝作忠成为专制社会的制度基础,现代儒者则努力强调孝道作为亲子伦理的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强调子对亲的单向义务伤害乃至牺牲了子的权利,现代儒者认为整体上儒家伦理关注关系双方的规范,同时强调单向纯义务作为个体自主选择的崇高道德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束缚个性发展,现代儒者则努力挖掘孝作为人之天性、本性所具有的个性完善的意义。双方的论争为当代讨论孝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个人德性之孝的重要作用可由家庭推扩向国家、社会;孝的义务一定要建构在情感基础上;孝可起到实现人生终极价值和不朽意义的作用。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型

反思性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更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也就是对现代性所蕴含的反思性的吸纳。反观百年来对儒家学说的盲目过激批判,彻底否定儒家的全盘内容。新世纪站在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现代意义,我们会发现传统儒家在当代仍有其普世价值,并且可以和西方的现代性启蒙精神一起为构建新世纪有中国特色中华文化,共同形成相辅相成、相互参照、互补的新局面。     

当代孝道文化建构理念探析

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在“家天下”的传统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传统孝道文化,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扬弃继承、辩证取舍,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求科学与法律是建构当代孝道文化的前提,坚持平等与民主是建构当代孝道文化的基础,强调相容与交互当是建构当代孝道文化的核心,注重共享与保障是建构当代孝道文化的关键。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

儒家孝道伦理思想在古代中国社会里体现了传统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与专制政治纲纪的紧密结合。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宣告结束皇权专制统治以后,它仍然像幽灵一样缠绕于国人的脑际,成为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民族精神痼疾。历来的专制统治者,总是热衷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延续儒家孝道传统而肆行专制愚民政策。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中,儒家孝道伦理道德体系与传统专制政治机制走向彻底的崩溃乃是历史的必然。     

论儒家孝道观的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孝道观不同的社会含义。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民国的儒家孝道观,其内涵不断得到扬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要。     

论现代新儒家对孝道的弘扬发展

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 ,力图弘扬发展儒学的新儒家 ,自然对儒学的核心观念与德目———孝也未曾忽视。新儒家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马浮、冯友兰 ;唐君毅、谢幼伟 ;杜维明、成中英等对孝道精神均有阐发 ,且各有其不同特点 ,但都肯定了孝在中国伦理中的首德和始德地位 ,视孝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核心 ,阐发了孝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且结合当代现实与西方文化“权责伦理”的背景 ,对孝予以现代性的创造发展     

孝道泛化的传统理路与现代组织实践论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泛化将孝的精神理念运用到亲子之外的领域,这不仅从理论上为儒家伦理规范的外扩开辟了新路径,而且通过移孝作忠使其成为治家理国的有效方法。孝道泛化的内在原理是拟血缘关系,它使非血缘性的个体之间通过情感转移来模拟真实的血缘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西学影响使得孝道泛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严厉挑战,然而,其依然可以发生于儒家文明影响下的稳定组织之中。针对当今以科层制为代表的主流管理模式对成员感情与彼此关系的普遍忽视,孝道泛化的创造性运用可以重建成员间的情感互助与伦理团结,使成员表现出组织家人行为,具有积极的管理伦理意义。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浅论孝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孝道是中华传统伦理的起点与诸道德之首,孝文化观念与实践在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哲学的视角透视其深远的文化内涵,批判继承传统孝道,对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它也左右着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具体说来,为赋予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尊老"观念以合理性,儒家所倡导的以"顺亲"或"无违"为中心的孝道观念,为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而长幼尊卑和师道尊严,也是这种"孝道"观念在处理非亲子间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191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