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提封”和“提封田”再释——兼与臧知非先生商榷

西汉并没有所谓的"提封田"的田亩制度,"提封"也不是为了定出耕地面积而形成的一种专业术语。"提封"与"提封田"是同一个概念,两者均只是土地面积统计中的术语,并不是继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六)

(297)88·3B 不行各塞可百里未知所指走 “各”当释“去”。此觚言寇入侵事,“去塞可百里”意谓寇所至之处离塞约百里。308·3(甲1630)“去塞二百六十步”,文例与此同。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曾引“各塞可百里”的错误释文,证北边长城各塞皆长百里(《汉简缀述》51页)。(298)88.7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

一井田制是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土地制度,它应该是世界历史上土地所有形式中的重要的范例。那么,井田制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呢? 大体古老的人类,从经营农业的一开始,就有个规划的问题。《诗·大雅·公刘》篇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周礼·大司徒》篇也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然后“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这是第一步。第二     

晋商探源

晋商探源邱文选自公元前１１世纪初叶，周成王封叔虞为唐侯起，到公元前６７８年晋武公以旁支取代晋国国君之前的近三百年间，晋国基本上处于“百里偏候”的闭塞时期。《左传》说：“今晋国之方，偏候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在此将近三个世纪长的时间中，虽然叔虞初封...     

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论——与杨荣国同志商榷

(一) 在《孟子》书中,明显地提到阶级划分的有两处:一处是《滕文公上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田制,孟子在对话中说: 另一处也是《滕文公上篇》。孟子与“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徒陈相辩论社会分工问题     

本世纪以来井田制有无之争述略

井田制的有无之争，从战国孟子提出他的井田制设想以后就开始了。干百年来，无以计数的人去描绘它，探索它。进入20世纪以来此问题更成为经济史上一大公案。时值世纪之末，回顾一下它的世纪历程，探索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原因，也许会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研益。井田制研究的世纪历程是从1919年开始的。井田制的有无问题是井田制研究的首要问题，故而成为当时的研究焦点。最初引起争论者是1919年胡汉民在《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公有土地的井田制度。胡适则马上写信反对，…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入京前后

西安事变与白崇禧“两广事变”期间,广西已派人去延安联系。毛泽东主席于1936年9月22日《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函说:“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将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毛泽东书信选集》70页)这是双     

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一汉代的户籍制度,是上承秦制。秦代户籍的建立是开始于秦献公五年,“初为户籍,相伍。”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井田制彻底废除,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后,为了重耕战,富国强兵,对人民严格地进行了什伍的编制,并强制人民“毋得擅迁”(《垦令》),使“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画策》),进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春秋时代民主因素的探索

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颇负盛名,它的基础是星罗棋布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闭式的古代公社的存在。古代公社在中国是以井田制形式体现的,《诗经·小雅·北山》又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道出了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精髓。     

百里不同房 同房不百里

“百里不同房,同房不百里”。这是一句农村俗谚,也是经验之谈,有一定的道理。“同房”是性生活的雅称。“百里不同房”,是指长途行走以后不宜马上过性生活。“同房不百里”,指的是过性生活后不宜马上长途行走。当然,这里所说的“百里”,还包括较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     

《诗经》“终三十里”究竟是多少

《诗经．周颂．嘻嘻》有：“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中的“终三十里”，等于说“终（方）三十里”，这是古汉语表示面积数时省略“方”字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郭锡良《古代汉语》（下册第912页）释道：“终，竟，指全部。三十里，指三十平方里面积私田。据郑玄笺，万夫（一万人）所耕之田共三十三平方里多，这里说‘三十里’只是举其成数。”这个解释是有偏差的。首先，郭所引郑笺的话欠准确。郑筹的原话是：“计此万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耕言三十里者，举其成数。”（见《是清经解续编》卷七十五下）郑笺…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听讼与无讼

听讼与无讼林鹏《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怎么正本清源，没说。又曰：“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怎样使无讼，没提。《大学》：“子曰：听...     

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关于井田制的几个问题

研究井田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井田?也就是井田的名称問題。关于井田名称的解釋,据我所知,有下列三說: 1.郑玄《周禮·小司徒》注說,原文为: “立其五溝、五途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2.程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井田溝洫名义記》說,原文为:     

两方“国礼歙砚”的创作札记

在我的长达30余年的歙砚艺术生涯中．两方“国礼歙砚”的创作经历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1997年。我创作的歙砚《黄山胜迹印痕砚》，被选作李鹏总理赠送给日本明仁天皇的国礼：2004年，我创作的另一方歙砚《中国龙砚》，又被选作胡锦涛主席赠送给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国礼。从而创造出“两件国礼歙砚，出自同一位砚雕家之手”的奇迹，使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国礼砚雕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安徽日报》、《今日安徽》等诸多报刊宣传，并入选《江准时报》的“政协委员风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