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 ,自孔子确立“为尊者讳”的原则以来 ,历代官修“正史”皆以顺逆善恶的价值判断来决定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从违。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感于“乃知青史上 ,大半亦属诬”的状况 ,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孔子开启的“掩护之法”作了批判 ,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历代“正史”作伪的事实 ;他所使用的辨伪方法 ,与近代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章还对赵翼寓于其史学考据中的进步思想作了论述 ,认为赵翼是乾嘉年间一位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并且初具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进步思想家。     

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胡适与近代中国传记史学

传记,在英语中为biography,英语中又有biographicalliterature一词,通译为传记文学,但两词的概念意义却是同一的,所以不能望文生义,把传记(传记文学)视为文学样式之一。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

“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王锺陵陶尔夫彭黎明许建平张晶本世纪诞生的文学史学科至今已近百年。在世纪之交，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努力推进文学史研究的转型，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新模式，是学术界同仁共同关心的话题。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反映了作者们基于文学史研究...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 ,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 ,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超越中国近代史学范式危机

中国近代史面临着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范式”简单取代“革命范式”却不具有应有的诠释力的“范式危机”。解决的思路在于以大历史的哲学视野超越之。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胡适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承载者必须中西兼顾 ,胡适无疑为其最具代表者。从经、史、子、集到近代西学 ,广泛的涉猎及聪颖的天赋终使他成为一代宗师     

“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层面的变迁历史,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信息公开之后,各地档案馆大多按相关法律规定向公众开放了1978年以前的档案,这也     

地理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氤氲生成和新陈代谢的根本特征是:移植性、不成熟性和发展的不充分性。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学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尤其是地理史观的影响,很有考察的必要。     

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     

“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

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 ,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 2 0 0 4年 5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以下笔谈 ,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中国影视美学研究”笔谈

中国影视在本世纪建立了基本的规则,在其跨向２１世纪之际,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如何发展中国影视事业,总结民族化的影视艺术发展规律与经验,是影视理论界应当探讨的重要课题。相对于创作,中国影视艺术理论还相当薄弱,实践先行、理论滞后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理论始终未能成为实践的良好先导,特别是就现有理论来看,绝大多数是西方影视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本土化的影视理论研究比较缺乏,尚未见到“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系统论题的正式提出。这里刊发的一组笔谈,提出了“中国影视美学”的概念,并对中国影视美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