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

自马克思开始,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此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的人们提出的现实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人生本体,在信仰崩塌、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对人的普泛之爱和对自然的感恩、敬畏、尊敬与欣赏。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后现代哲学打破了启蒙理性的牢笼,但终究是否定性、破坏性的;提出以中国传统为依据的"情本体",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提出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区分。社会性公德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强调它的现代经济基础,以解构传统礼教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宗教性私德有范导和适当构建社会性道德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两德关系都是今日中国关键问题之一。"情本体"内推即"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它要解决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也要解决现代人"闲愁最苦"的无聊,即如何活、为什么活、活着怎样(指心境)。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只有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才可能消化海德格尔的"畏"和"烦"。     

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的历时论析及反思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实践美学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后期以20世纪80至90年代为主,是实践美学观的系统化建构时期。李泽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大旗,在对蔡仪的客观论、高尔太的主观论、朱光潜的心物二元论的批判中,提出了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建构了由美学、美论、美感论、艺术论组成的美学原理体系,总体上说具有很高的思辨水准和理论价值,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然,李泽厚的某些论述也存有瑕疵,本文并不讳言,并就此展开了对话,表述了反思。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对李泽厚"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这两个重要范畴是对其早期的"自然的人化"和"工具本体"的超越和发展.它理论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紧张趋向和谐,使个体身心在有情的世界里获得意义.然而,实际上,这两个范畴并没有解决其原有美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反倒产生了新的矛盾.个体、感性依然屈从于群体、理性,"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亦成了空谈.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理想、价值与历史本体和“必然”

本文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宿命论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部分人阙失了理想,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理想、价值与历史本体及“必然”的关系。作者从对历史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1、历史在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作用中生成;2、历史的“必然”内涵人的价值。     

“感性确定性”与“约翰性”质疑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分析是有其哲学主张上之道理的,而费尔巴哈“约翰性”的质疑性批评则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其批评由于哲学立场的迥异而改变或取消了原有问题的论域。其启示是：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哲学根本问题向两个方面的展开而已．两者之间的互相争论,往往是相互的无的放矢和意气用事。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论马克思哲学的“感性”概念及社会理论向度

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构造，并非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只是一个单纯概念上超出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定义，而是通过“劳动”的社会理论向度的建构，超越性地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发展成为感性活动，从而使马克思哲学由对哲学理论的玄思迈向了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理论方向。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看”的意味与“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论鲁迅的儿童视觉启蒙

鲁迅始终抱有"人之父"的启蒙心态和坚持"睁了眼"看取人生的启蒙立场,他对视觉机制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还有"看"背后复杂的隐喻机制和权力运作。鲁迅围绕儿童展开的视觉文化实践最终指向"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的视觉启蒙是通过相互联结的三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确立儿童视觉启蒙的合法性;第二步是去蔽,通过破除对儿童实施的"瞒和骗",使事物从"不可见"到"可见",同时警惕"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欲望机制;第三步建构美好的"儿童相",活泼健康的"儿童相"的最终达成也是"救救孩子"思想命题的完成。     

“守正创新”：“美学大讨论”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