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风”原创绘本经典重述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     

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花开花落:论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叙事的社会想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从其一开始便“听将令”而盲从于男权话语的思想启蒙:它先是追求婚恋自由,接下来主张职业女性,再后来又倡导革命女性.新女性形象几乎完全是按照男权意志的主观想象,去随意调整自己必须去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都只是以消泯自身性别的“解放”要求,去无条件地臣服于男权话语的政治诉求.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虽然反映了女性解放的心灵呐喊,同时也揭示了她们自觉皈依的思想矛盾,这种奇特现象无疑寓意着众多耐人寻味的复杂因素.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现代女性文论中的正义观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被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在正义方面的天然不公平性.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她们利用男权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自身的特质.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性文学中的叙事,才能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正义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正义既关乎社会秩序,更牵涉女性权利.进入当代,女性的社会权利、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女性文学在公共领域内的不在场导致其公共话语权的缺失.女性文学又过分强调自我而割裂同男性的联系,更加剧了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思潮不断变幻的今天,女性只有书写自我、挖掘特质,同时善用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宏大叙事,在公共领域内彰显自我并与男性一样“在场”,与男性构成“我们”的共同体一起对抗男权社会的侵袭,才能实现对女性正义观和正义地位的现实构建.     

性丑恶：最隐蔽的压制

性禁忌乃是男性秩序最深、最坚固的堡垒,对处女贞操的赞颂,对生殖的丑化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男性叙事无论哪种派别,对女性鄙视和玩弄的态度都保持了高度一致。女性书写的意义在于必须修正男性写作中浓重的男权意识,书写女性在各个时代所遭受的侮辱和掠夺,揭示女性作为人类的另一半带给历史进程的促进和动力,同她们在现实和历史中所“不得不给定”的卑微身份之间意味深长的对照。     

哈代和福克纳性别观之比较——以《德伯家的苔丝》与《喧哗与骚动》为例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作家哈代“威塞克斯文丛”中最经典的作品,而《喧哗与骚动》则是美国作家福克纳最喜爱和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从两部作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在性别观上的异同。从共同点来说,两人塑造的女性形象都非常鲜活而生动,具有光辉和灰暗两种不同形象,符合正常女性的类别。从不同点来说。哈代的性别观流于消极,因此他塑造的女性在命运和男权社会这两座大山面前抬不起头,而福克纳的性别观则相对积极,体现了他朴素的实现公正、男女平等的人文思想。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文化意义

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谢晋的作品，通过家庭／社会／政治伦理化的叙述，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体现了个人情感和群体命运、政治话语和美学形式的合一，以及关于个人社会化和道德化的历史转变，是一种寓意深刻的现代中国“民族寓言”文本，具有传统文化中“家”的寓言传统的共同性，通过女性角色的艺术创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化意义的发展。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被时间观念规训的女性身体——基于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

以“永恒”的灵魂为设准而贬斥“时间性”的身体,这一观念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灵魂/身体”的内在思想结构与“男性/女性”二分的社会意识相互贯通,由此形成了西式的男权文化.中国古代传统虽“重身”却不重“女身”,女性在推重父子血脉相继的“非时间性”的身体政治学中被边缘化.因此,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负载着统治集团寻求恒久权力的梦想,都与一种“祛时间化”的文化资源捆绑在一起,都是一种男权文化.相应地,建构一种基于两性身体间性的女性化时间,对于走出传统男权政治社会的“死循环”是必要的.     

浅论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中的“性政治”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无论如何标新立异，其最终的目的仍是直接或间接地关涉社会与人心。当我们考察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的题材指向时，自然很容易就会发现有不少的作品涉及到了台湾当下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毒瘤——“性”与“政治”的交易。台湾社会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情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是指性政治——女人的命运，也是指一般的政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台湾的命运。这种以肉体换取权力的交易的特殊模式在台湾政坛是一种丑恶的政治腐败，也严重毒化了台湾的社会生态。     

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作为一个隐性范畴,性别的区分在英语中若隐若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童话叙事中对于动/植物人格化的性别区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蕴涵着人与物的类比关系,也暗示着拥有与统治的权势关系。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传统童话传播维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意识中对女性控制与束缚的体现。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化语境,童话阅读与叙述对儿童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内在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童话这种"基于魔幻的叙事"像许多其他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一样,也是培育"合格公民"与文化主体的重要话语。     

从蛇妖到蛇仙－－“美女蛇”故事解析

本文梳理了中国“美女蛇”故事的古籍文本和当代口头异文 ,将其划分为“蛇妖妻”和“蛇贤妻”两种亚型 ,其中 ,以《白蛇传》为代表的蛇仙妻故事发展为美女蛇故事的主流 ;关于美女蛇故事的源头和演变 ,作者列举了两种不同观点 ,并赞同立足于中国本土民俗文化传统来阐释美女蛇故事的发生问题 ;通过对众多美女蛇形象的分析 ,作者认为美女蛇形象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不公命运以及她们的抗争     

“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以“双性同体”观为切入点,审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通过对历史与文学史、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的思考,大胆解构传统男权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超越性别对立与限制,重构女性价值观,并提出了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双性同体”。本文试图揭示并评价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在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     

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

《十八春》是张爱玲一部具有“亮色”的作品,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品中除了继续她以往关注女性命运的主题和细腻哀婉的叙事风格外,她所一贯表现的女性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指向。一是通过人物命运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解构了封建男权制,二是第一次构建了女性完整的人格和气质角色,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     

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与叙事技巧

作为一名治学严谨又富有创新意识的学者、作家吴组缃先生,其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体现了其圆熟的创作技巧,同时也在这种精到简洁的叙事技巧中突显了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的女性命运。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