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破恶声论》: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　　“本根剥丧 ,神气旁皇 ,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 ,而举天下无违言 ,寂漠为政 ,天地闭矣……”①“寂漠” ,这是一位先觉者内心孤独、痛苦的表白 ,这是青年鲁迅 ,面对“狂蛊中于人心 ,妄行者日昌炽”的“华国”现实忧心如焚的隔洋呐喊 ,这也是留日时期的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破恶声论》(以下简为《破》)的开篇。应该说 ,古往今来的先觉者都面临着历史的脱节和精神的放逐 ,但在鲁迅生活的 2 0世纪的中国却达到了更为尖锐的程度。从整个时代来看 ,一方面 ,2 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环境…     

明清赋学论

明清两代在中国赋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虽然其时赋的创作已呈现另一番景象,但赋的整理汇编和对赋家及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则出现高潮,尤其清代,涌现了不少论著,包括赋话类著作,标志着赋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引起当今赋学研究者重视。     

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

关于“经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可以简为“经济”,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不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参看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所谓的“经世之学”,又可以分为理论型与实践型两类,后者如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以及其他与水利、漕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言思之际——论《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与语言

维特根斯坦试图用语言分析来澄清思想的逻辑结构。在他看来,“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对思想的探讨可以转化为对语言逻辑的分析,因此,他将全部哲学宣称为是一种“语言批判”。然而,语言如何能够表达思想,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思想与语言二者何为根本或者说谁更为重要,对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未达成一致。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一种解答。     

黄宗羲的“上帝”观——兼论其对天主教的态度

黄宗羲继承了儒家传统中“天”的现念,“天”是一个非人格的至善至高之存在,不可以人事事天,任何人格或神格的“天”都是对“天”的降格。而“上帝”则是接近人格或鬼神之存在．已经丧失了至高无上性。所以,黄宗羲不会接受西方“天主”或“上帝”之本质．直斥之为谬言邪说。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政治思想

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出现于明末清初 ,集中体现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受西学及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构建了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 :以限制君权为根本 ,以富民为目的 ,以倡民权为前提。充分肯定这一启蒙范式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对于了解中国民主思想的演变是非常有益的。     

厚积薄发 实识兼备——读《黄宗羲与中国文化》后感

朱义禄教授所著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同同时代人的新内容,这种新,至少可从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世说》学”论纲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 ,并从称名、分类、形态及其系统、历史分期和未来发展诸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认为《世说》学的研究包括文献、文体、美学、接受、语言及文化等六个分支 ,其研究形态又历史地形成了版本、校注、评点、续仿等四个独立发展的系统。文章以接受取向的变化为中心将《世说》学史分成“史学期”、“说部期”、“小学期”、“综合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对未来《世说》学的发展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王文濡与《明清八大家文钞》

近人王文濡所编<明清八大家文钞>,选录明代归有光与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八家散文,是一部重要的散文总集,蕴藏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我们探讨和挖掘.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与《红楼梦》

红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文化小说来解读,但往往只是着眼于小说中积淀着的中华文化质素,而忽视了作品中的异质西洋文化因子.实际上,<红楼梦>无论与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西洋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红楼梦>是在中华大地上诞生的,但又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王船山《庄子解》的“浑天”说

在王船山的晚年著作《庄子解》中,"浑天"被指为庄子全部思想的灵根,它可虚可实、运化不息:虚即为充塞宇宙的无形之气,化而为物则为有形之实,是一个时间上无始终、空间上无内外的本体论或宇宙论概念。以"浑天"为基准,船山分判了庄子与以虚无为本的老子之学,认为庄出于老而高于老。从思想关系看,"浑天"说与庄子的气化流行、时空无限以及张载的"太虚即气"思想都有内在的亲缘性。正是基于这种双向亲缘性,同时由于"浑天"是一个兼括天人、有无、形上形下的最高概念,具有强大的理论包容性和广阔的弹性诠释空间,船山用它较为顺畅地消融了庄儒的思想差异,乃至达成二者的视域融合和思想会通。     

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周易》

魏源生活在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转型期。他是在中国人民经历长期闭关锁国之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历史人物。魏源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饱受传统儒学教养。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举起近代早期启蒙思想的大旗,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呼号社会改革。他的经邦济世思想,深深打上《周易》思想的烙印。     

论《白虎通》中“天”的混沌性与三纲六纪

在《白虎通》中,“天”的自然性或神性只是其混炖性的一个分支,“天”是混炖的。“天”的混炖性使人用“天”作论证时,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条证据的背后会有真实的、神秘的、想象的为它作论证。三纲六纪与“天”互为因果,互相比附,循环论证,三钢六纪被赋予了绝对性、神秘性,而“天”被赋予了伦理性,从而使混炖性的“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

嘉道经世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续文苑底稿》为代表的清史《文苑传》系统记载了包含嘉道时期在内的清代经世学,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续文苑底稿》在经世记载方面的价值,首先是正式使用了经世学的名义,赋予经世以学术意义;其次记载了经世学的外延,史学、水利、地理、治水、语音、乐律、天算等等皆属于经世学的范畴。《续文苑底稿》对清代经世学内涵和外延的记载应得到重视。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