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解围”：不确定性视角下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及其变革

方法论创新是数字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点工作，其理论旨趣在于解围社会学长期以来的技术困境。然而，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不确定性是多方面的，包括研究对象、方法取向、研究工具和研究关系的不确定性。从方法论意识的转变出发，可以探讨一种接纳不确定性的方法论变革路径：主张混合性原则，强调数字社会学方法论的价值多重性和突出混合式方法的运用；发展“测试方法”，对不同社会研究方法的未知能力进行测试；建立公共性的研究关系，促进社会学知识公开和公共交流，拓展社会学呈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不仅是数字时代应用于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数字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修改常识成新知：数字时代新闻社会学的理论检视与内涵重订

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经典新闻社会学倡导参与式观察研究法,积极打造编辑室中心主义的新闻文化,形成“新闻生产制作框架”和“新闻是社会现实建构”两大常识系统。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新闻生产制作重新成为社会问题,新闻社会学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因此数字新闻社会学的提出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数字新闻理论创新应重新审视新闻社会学建立的常识体系,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和规范理论等方面作出哲学反思。数字新闻社会学应当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在本体论层面维护事实的“硬性”逻辑,在认识论层面突显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在方法论层面坚守混合民族志研究法,在规范理论层面建构数字时代的“融合伦理”。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视角,观照当代科技的社会研究理论的新发展,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为创新构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机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分析基础上,在理解科技力量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比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更具有针对性。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的思想内涵,有助于从历史与地域等大尺度背景中统摄马克思科技思想研究,对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学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概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学术影响力,对阐释不同制度下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深化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古典经济学:"影缩的市民社会" 及其当代意义--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解说起

每一时代的经济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影缩的市民社会”。历史的变迁并不能够抹煞古典经济学这个“影缩的市民社会”在当代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从“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本真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哲学研究方法表明,在当下,无论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困境还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这些理论难题大都可以在“影缩的市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内得到化解。     

马克斯·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深化社会行动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关系探究主要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渊源”;更多的则是现实研究,从平行的理论角度论述了两者的理论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贡献,以及二者的理论在城市社区阶层化、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等具体问题上的应用。本文将以社会行动为理论基点,通过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内涵与类别等方面的比较,理清二者在社会行动理论上的关系脉络,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社会行动理论。这在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江苏青年学人

成伯清成伯清,1966年生,江苏通州人,社会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成伯清曾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新进展评析”(98CSH003),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感社会学新进展评析”(05BSH028)。后一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一项目的继续和深入。在前一项目中,成伯清主要采用元理论化的研究纲领,尝试着勾勒出社会学理论的前沿动态:一是“视角转换”,重点围绕“反思转向”、“叙事转向”和“修辞转向”,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阐述社会学的认知和表征策略的变化;二是“时代主题”,重点围绕当代…     

从中心到边缘:研究问题域流变中的创新——刘大椿教授访谈录

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这个领域的研究问题异常庞杂,从曲高和寡的自然哲学、认识论问题到大众关注的伪科学、科技创新问题,从久远的科技史问题到时兴的环境伦理、克隆人、虚拟实在问题,从科学方法和科学规范问题到问题意识的树立、超越情怀的培养问题,基本上囊括了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各个领域。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是伴随着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科技社会学与科技伦理等领域的探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而不断拓展、深化的。刘大椿教授是我国当代科技哲学专业的领军性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他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科技哲学领域的基本发展方向。刘大椿教授的学术生涯从“科学是什么”这个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开始,历经了一个逐渐向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技社会学、技术哲学、乃至科技伦理学、技术创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发散的过程。他不是试图营建无所不包的体系,而是不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追随问题给出别开生面的思考,似乎在经历着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新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出现,研究的问题域不断扩张,创新型的思维活动异常活跃。他率先提出了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等理论,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基本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所编写的教材和发表的论著一直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并广为采用。     

从移植与融合到反思与重建：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1980年代中期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稀松化”的严重不足,但在其基本属性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欧美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尤其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物化与情化的两难: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学论题

从"物化"及其现象入手分析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可以看出:"物化"及其时代的来临是社会学安身立命的土壤,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探讨物化对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挑战及社会学的可能响应,涉及到对社会学重要概念与基本理论的再审视和深刻反思。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视角,人的社会化,社会现代化等。其中,"物化"与"情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及其研究尤具启发性。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部分论文摘要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部分论文摘要［编者按］这一组文章是吉林省哲学学会于１９９５召开的“哲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与会者提交的部分论文摘要。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着哲学的发展与现状及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理论和现实的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所进行的理论...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秉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理论困境,困境的症结在于“科学性”与“人文性”难以兼容。然而科学技术史表明,诞生于“人文”土壤的“科学”,其自身发展正愈益展现出向“人文”融合回归的趋势。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倡导“双重性格”融合互补的质性社会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走出社会学理论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从学术自信找回并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回应时代需求,回答时代之问,为深化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试论当代科学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当代科学社会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1)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默顿及其学派的许多人非常熟悉和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2)贝尔纳学派的核心成员是一批公认的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3)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主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也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科学社会学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在社会中的定位,既符合社会的实际,具有扎实的科学史基础,也自成系统,十分完整、严谨。     

在路上的哲学：哲学的当代转向与现实定位——贺来教授访谈录

导语：纵观哲学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哲学所经历的几次大的转向,每一次转向几乎都意味着哲学的形态、哲学的方法,乃至哲学的指向都发生了某些颠覆性的变革。西方思想界几次提出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因此,哲学所表现出的就像是一条难以看到终点的林中路,人类只能在这条路中摸索着前行,并不断采撷其中的智慧之果。那么,时至今日,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问题,哲学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应对呢？而对于中国所提出的“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哲学应该为此提供怎样的精神资源？基于这些基本问题,我刊采访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我国哲学学科最年轻的“长江学者”贺来教授,从整体上来勾画一下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图景。     

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启发意义

19世纪后半叶堪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时代”。那时涌现出马克思、孔德、穆勒、涂尔干、韦伯等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开创了诸如历史唯物论、实证主义、诠释学、理解社会学等丰富多彩的方法论,用于社会研究。20世纪,帕森斯、舒茨、布鲁默等人接着上述经典的社会理论建立他们各自的学说,因此被称为“后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分别建立了结构功能论、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阐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范式转换需要将它们串联起来看,在它们的互相辩难和理论实践的成败中加以考察。厘清这些内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启发意义。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方法自觉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从方法论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需要实现“四个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上,实现由体系研究到问题研究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方式上,实现由传统解释到返本开新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上,实现由革命批判到建设创造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域上,实现由中国化到世界化的转变。据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容不断完善,方法不断自觉,形态不断更新。     

脱出传统理路迈向时代未来 --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韦伯的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解析

建构主义理论是当今众多学科研究和运用的热点理论。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也是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韦伯的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研究者从方法论、社会活动、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阐明了韦伯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的类型及内涵,提出了韦伯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框架,这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指导意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中的三个统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始终是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环节。本文认为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 ,主要是实现三个方面的统一 :世界意识、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 ;“返本”与“开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的统一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及其局限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一流行的范式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两个特殊阶段的共生关系、经典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中“唯智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同时 ,当前中国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现象也对这种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要克服二元对立范式的局限性 ,则需要处理好推理性的命题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范式优先”和“实践至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