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内部人真的具有择时能力吗——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上市公司内部人是否能够利用内部信息进行择时交易并获取超额收益，关乎市场公平，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交易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人整体上不但没有获得超额收益，而且收益均值明显低于外部投资者，内部人整体上并不具有择时能力；不同类型内部人的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获得的超额收益最高，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出现反转，而高管的超额收益最低且始终为负。理论猜想认为：内部信息给上市公司内部人带来的不是择时能力而是估值偏差，不同内部人主体的差异来自估值的空间效应，实际控制人的超额收益并非源于内部信息带来的择时能力，而是来自减持行为本身给市场带来的信息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能够既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够为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内部人交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管理层获取信息优势的来源:信息渠道还是职务层级

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其如何获取信息优势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超额收益,关乎资本市场公平与效率,因而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减持数据,研究内部人交易的超额收益及其信息优势来源。研究发现：内部人交易存在显著的超额收益,但只有长期超额收益来源于信息优势带来的择时能力,短期收益则来自管理层减持行为本身的信息冲击效应。择时能力差异来源于信息优势的有效获取渠道。出席董事会会议和参与公司运营都是管理层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两种渠道带来的信息优势显著高于单一渠道,董事会会议渠道高于公司运营渠道。因此,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具有渠道效应,而传统的信息层级假说并不总是成立。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抑制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促进市场公平交易。     

全流通背景下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发挥治理效应了吗?

股权分置改革后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为我们从非控股大股东减持的视角来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机会。以2005—2014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和管理者代理成本;控股股东在持股比较低时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更严重,但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持股比越大,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越严重,同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代理成本更高;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同样存在严重的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对国有股减持的认识

国有股减持涉及到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体现在减股持部分国家资产的保值、增殖;企业利益体现在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投资者利益体现在股东的投资收益。而国有股减持方式、定价方式、数量多少的选择确定,对三方的利益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刍议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有用性

财务信息不可能既保证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又协调管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选择在半强型有效市场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财务信息的有用性是缓和这一矛盾的关键.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家族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现阶段,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在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发育的条件下,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体看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企业集团成员公司的绩效与多元化经营负相关。     

“知识经济”的基础:信息知识与决策关系研究

新的全球性“知识经济”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其得以迅速形成与发展的基本依据，其中之一是信息知识与决策的关系。在系统考察决策与信息知识生产力的关系过程中，我们发现，决策是信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转化为经济效果的重要媒介；信息知识大多是通过进入决策层，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因之而具有导向作用。解剖信息、知识进入决策层的过程与特点，无疑是我们认识、分析、发现当代世界信息知识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把钥匙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盈余管理手段选择

本文以沪深股市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管理层采用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没有监督效果,相反却促进了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程度;而对公司管理层采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监督效果。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仅体现在机构投资者增持组中,而在机构投资者减持组中,没有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这些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力度还不够深入,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对于信息使用和识别的能力可能还很有限。     

内控缺陷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基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1—2012年度深圳证券交易所410家非金融类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对投资者的影响。本文认为,作为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CPA)在内控缺陷披露方面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作用,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对CPA的专业监督较为认可。这表明越如实披露内控缺陷信息,并经CPA专业鉴证,便越能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到位。但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不明显,独立董事制度仅仅从形式上效仿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却并没有真正发挥其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功能。     

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与投资信息不对称关系验证

作为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其也同时影响着资本平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及融资者的投资行为。正是在这一认识下,文章实证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投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确实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间呈现出显著负向关系。     

信息披露频度与市场有效性:一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会计信息在市场和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增进公司的透明度,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会根据公司所披露的信息不断调整预期,并进而做出投资决策.信息披露频率的不同,对市场参与者预期调整及时程度的影响也不同,公司的透明度也相应可能会产生不同.本文针对信息披露频度对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自愿披露公告频率高,对市场参与者的决策有促进作用;而未发现强制性定期披露的报告能够有效影响投资者决策.     

股东母国文化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合资保险公司

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使企业的文化背景更加多元化。除员工层面的多元化外,股东层面也存在多元化,这势必会通过经营决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以股东母国文化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股东文化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以资源基础论和信息决策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战略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通过对92家在中国运营的合资保险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东母国文化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股东母国文化多元化程度越强企业绩效就越好;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战略在股东母国文化多元化和企业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国外文献回顾

关于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国外文献主要是从股权分散、管理层（内部人）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大股东持股等四种不同类型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的关系着手。本文针对上述四种具体类别，对相关文献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结果进行了回顾。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非理性融资选择行为及价值模型构建

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构成来看,有实质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股东和投机参与股东三类。其中,投机参与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影响较小,机构投资股东也因其持股比例偏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控股股东对企业具有控制力。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深刻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我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的期望理论,构建了控股股东的价值模型,来研究其非理性融资选择行为。结果表明:严格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管法规以及正确的常规收益价值取向,是遏制控股股东无限股权融资倾向的必要条件。     

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股民预期行为的形成为例

不同于主流金融理论把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看成是投资者的最优决策过程 ,本文认为投资者预期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认为股民预期行为体现为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股民预期行为的形成是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基础上 ,在与其他主体博弈中 ,通过反复学习而形成的。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案例研究——基于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思考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成为各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对于信息使用者--公司股东、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债权人等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对于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也有阻碍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透明的现象进行案例分析与研究,提出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设想.     

论信息交换违法性判定的进路和方法

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交换具有帮助经营者实现目标营销和标杆管理、增进消费者福祉、提高经济效率以及引发共谋、市场封锁的双重效果。对此，我国应在垄断协议制度中从以下两大方面构建科学的信息交换违法判断方法，以有效识别限制竞争的信息交换行为。一方面，经营者交换敏感信息并导致核心卡特尔发生的，应一并判定为原则违法；另一方面，经营者仅是单独信息交换的，则应根据信息要素、市场要素和交换方式要素进行合理分析。信息作为违法性判定的核心要素，应从信息类型、信息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公开性四个维度考量；市场要素应考量市场结构和参与者情况两大方面；交换方式要素须判定交换目的、频率、方式及是否附加建议性行为，进而构建出我国信息交换违法性判定的规则体系。     

国有股减持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和对策

一、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的压力不少人担心近来提出的减持国有股会给二级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冲击。我认为对此应该辩证地看 ,国有股减持与国有股流通是两个互相交叉但性质不同、属于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途径及其后果可能有多种多样 ,而通过二级市场上市流通变现只是其一种途径和后果 ,也不一定是主要途径和后果。减持国有股对证券市场有压力 ,也有机会 ,从长远看却是利好。二、国有股减持给证券市场带来的机会上市公司的品质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减持国有股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回购…     

论英国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

英国公司立法系统整合消极性股东知情权和积极性股东知情权,建立了一个以股东为中心的制度模式,其重要的立法经验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司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规定在公司法而非证券法上,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以确保其适用对象的周延性;依据公司的规模大小、公众性程度作分类基础,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安排不同的股东知情权规则,构建一个强制性程度不等的梯度立法模式;股东知情权的制度框架和内容设计注重体现强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调查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从比较立法的角度,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立法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公司立法的经验以完善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