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基于国家—社会分析的党组织属性识别与分类建设

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在国家—社会的分析视野下，中国共产党490多万个党组织通过嵌入国家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方式形成了从国家性质党组织到社会性质党组织的连续谱。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认识和科学区分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效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在坚持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依据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分别引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通过党组织双向嵌入的方式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整体水平。     

国家形象的话语塑造：基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

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以其三大理论即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和言语适应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运用及其重要作用。首先介绍国家形象塑造和社会心理语用学的相关概念,然后从上述三种理论入手,具体分析如何使用委婉语和语码转换等语言手段,选择言语内容来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最后,构拟了一个示意图,以解释语言使用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家构建视角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从计划经济时期沿革至今的户籍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行政管理制度,因此,从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视角审视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是有益的尝试.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一方面推进了现代国家政权的构建,但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平等公民权的塑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二元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要求.突破二元户籍制度以建构平等的公民身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制度基础,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或许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论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

作为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理论，多元主义兴起于对国家的批判性分析，但关国政治科学界将其发展为一种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的民主理论，使得国家成为一种“隐蔽的主题”。本文通过回顾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梳理多元主义在不同阶段对国家的定位和理解，不仅描述和解释了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也突出了国家作为多元主义知识框架的背景，为增进人们了解多元主义提供一个视角。     

规范、经验与历史反思——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嬗变与当代复兴

辩证法的理论特质决定一种国家理论的独特构造。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国家理论,上世纪中叶,现代政治学科实证化、科学化倾向加深了国家理论的一度式微。世界性市民社会思潮的兴起,又将"市民社会-国家"分析范式再度推向学术前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于此背景下挣脱了教科书式的原理把握,并在理论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本文力图透过"辩证法-国家理论"的视野揭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完整面貌,并着力通过对马克思国家学说及其实质的当代解析,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做出当代修构。基于现代国家社会体系构成要素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演变机制呈现出空前的复杂化和综合性。所以,研究马克思国家理论要在视界转换基础上,充分结合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有价值的理论批判思想,切实观照当代社会国家发展态势,充分发挥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建设中国社会中的理论导向价值。     

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

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必须注意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不能将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混为一谈。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其历史形态的继续和发展，与历史形态一脉相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将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与历史形态联接起来的关键环节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但却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进行的重构和转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内涵，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族称、内部构成与国家有机结合的现代民族，即nation state的nation。这样的构建及其所造就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支撑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全面构建，打造了整合国家社会的有效机制，塑造了支撑国家发展的宏大主体，对中国当代的国家、社会、文化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

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     

现代社会之前的法律与政治关系及其内在困境

通过梳理西方社会法律与政治关系演进的历史进程，剖析其中彰显的核心义理，可以将现代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为两种模式：现代国家之前,法（律）以超越性存在作为基础，形成具有神圣性的法（律）居于政治之外、高于政治之上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问题在于，具有形而上学基础的抽象法（律）存在实践软弱、自身免于批判以及沦为禁锢人类异己力量的危险。现代国家早期消解了法律的超越色彩，把世俗化的政治权力作为法律的根基，法律由此实证化、政治化，形成政治高度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成为超越法律之外跃居法律之上的恣意力量。现代法治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内在缺陷，使得现代社会需要构建起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新型法政关系模式，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呼之欲出。     

地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近代以来，国家构建通常有着诸多不同的路径选择，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族性”，而忽略了“领土性”，后者作为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一项独立要素，是基于地理和空间的尺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由地图来呈现和表达的。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以前，这种地缘性的领土国家建设及其测绘制图的实践就已然出现，尤其是在17世纪后的欧洲，地图既是一种“显示器”，反映了外部的边界划定与内部的国土整合，也是一种“助推器”，促成了阅读、出版和传播基础上的意识形塑与认同构建，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促成了疆域与国家历史书写的新面貌。地图的制作、编纂及其政治过程也就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文字的、关于近代国家的图像志记载，而梳理这种地图之上的国家叙事不仅可以修补现有的国家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一种综合了科学史、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跨学科研究。     

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困境——以韩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为视角

在传统的东亚地区,朝鲜是个比较典型的儒教国家。权力与文化高度融合,构成了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塑造了超稳定的传统秩序的同时,也给朝鲜向现代国家转型带来了很大障碍。在外力的作用下,朝鲜最终解体,为其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战后韩国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顺利转型。     

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孔孟开创的国家观传统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孟的国家观传统主要有:天作民为的国家起源说、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事君安邦的国家主义和仁政礼教的治国方略。研究孔孟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同时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