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发育——以杭州F社区为例

本文首先回顾了住房改革的进程,并以杭州市F社区为例,揭示了住房改革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一个案的描述,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并梳理出个案社区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公民社会特征.文章认为住房改革使都市新社区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体现了社区居民正逐步由过去的被组织化向自组织化方向的过渡.从这一点上看,这应当是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之外的另外一条公民社会发育之路,从而堪称为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状、成因与对策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日益增多,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亦日趋复杂.住房产权体制变革、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房地产开发商的侵权、物业公司服务水平低下、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以及一些行政人员的腐败行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欠缺、业主委员会运作不规范,是导致社区业主维权事件频发的系统因素,这迫切需要对基层党和政府进行角色定位,加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保障房社区治理路径新探——以北京C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

近年来,随着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具有明显独特性的保障房社区在各地日渐增多。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特殊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特征,有效管理此类社区、服务中低收入居民就成为保障房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总结北京市C社区的治理实践,概括了保障房社区治理应该包含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和助人自助的治理理念,进而指出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培育异质性强且情况复杂的中低收入居民的社群意识和公共精神。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了5.12四川地震灾区的5个村为例,通过构建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重建主体认知、重建后居住环境改善成效与农民参与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正相关,重建资金来源认知、重建决策主体与农民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负相关。性别、年龄、重建指挥主体、政府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和农民对政府重建表现的满意度与农民是否主动参与灾后重建无显著相关。     

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与传统单位社区的底层化

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传统单位社区的演变被归因为单位体制变迁的作用结果。而在单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住房体制改革是促使单位社区演变的一个具体的、直接的动力机制。住房体制改革通过将住房从国家和单位所有转变为居民和职工所有,带来了对产权的确认和择居自由,导致了传统单位社区的杂化,并使其演变成为住房商品化体制下城市空间居住分化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     

中国城市移民的区位质量需求与公共服务消费基于住房需求分解的研究和政策含义

家庭对住房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住房自身所提供的居所服务的需求(居住空间需求)和对住房所在区位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区位质量需求).其中,区位质量需求是由家庭对当地公共服务以及能够降低学习成本的社会交流活动的支付意愿所决定的.本文依据这一思路来研究户口状况对中国城市移民在住房选择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户口”作为一个人在城市永久居住的许可证,同时也决定了其能否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北京市居民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居住空间需求相比,居民对于住房区位质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和户口状况的反映更加敏感.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消费者对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的支付意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机会,阻碍其为提升人力资本而投资的意愿,这都会造成福利的损失.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住房体制改革与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之建立

在以国有企业为重要实践主体的中国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通过将住房从公有转化为职工所有,住房体制的改革将实物分配制度下形成的基于权力和身份的住房不均等结构从产权上固定下来,这不仅维续并再生产了改革前形成的住房分层秩序,而且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财产的住房分层秩序.     

伦敦住房保障政策研究

二战后,伦敦的房价和房价指数远高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开始,伦敦政府推行“民有其屋”的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得伦敦市在住房保障措施、住房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形成一套以产权分享的混合产权为基础的完备体系。文章试图通过对伦敦住房保障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以期为当前北京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城镇住房产权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CGSS（2003）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住房改革的日益深入，住房产权在社会分层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与其他经济指标一样．过往研究往往忽视其区域的差异性，然而这种经验结果是失之偏颇的。文章采用CGSS（2003）数据结合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区域差异下住房产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中国转型期居民住房产权选择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个区域市场化程度差异影响的。     

住房市场需求结构演进与需求调控管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改革视角的分析

住房市场需求结构演进与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居民住房需求的演变密切相关.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由全面抑制逐步分化为中高端需求日益膨胀、中低需求持续抑制.居民住房需求在商品住房市场上通过财富效应、需求累积效应与中低收入人群被动市场参与,促使市场需求结构异化为自住需求弱化、投资需求过度.因此,政府增加住房机会的同时应加强需求调控管理,政策选择应以控制中高端需求过度扩张、强化住房保障功能、缓解中低需求被动参与市场为基本取向.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状况分析

文章建立在对吉林省城市社区居民的调查基础之上,通过对社区中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当前该地区公民参与的水平和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参与效能感低、信息获取困难、社团组织不发达、社区行政属性过强等因素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居民参与尚未实现.政府决策者应对以上因素加以重视,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工作,通过促进居民参与的实现,达到社区治理的应有效果.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