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庄命论比较

“命”是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孟子从传统的天命论出发,将命规定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庄子从道论出发,将命规定为“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其共性在于“命”对于人和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可知晓、又不能把握的必然性。孟子以其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对人格精神的高扬,实现了对“命”的超越。庄子则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和无待的逍遥之游实现了对“命”的超越。两者的致思趣向不同,但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命、性、才--戴震关于人性的命题及其局限

戴震论性、论才、论命,都是针对人性的不同侧面来说的,实质都是来源于他得“气化”思想。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命、性、才三者本为“一事三说”：命说的是人的自然规定和限制;性说的是人的本性、本质;才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他们分而言之为性,为才,为命,合而言之就是性,戴震以此建构出他的人性学说。     

谈谈提高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

所谓宪法意识,就是关于对宪法的心理、观点和思想的总称。宪法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核心部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就是提高公民对宪法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认识,增强宪法观念,做到掌握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宪法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就有记载。《尚书·说命下》:“监于先王成宪”;《国语·普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管子·立政》:“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周礼·秋官·小司寇》:“宪刑禁。”郑玄注:“宪,表也,谓悬之也”;《中     

唐代典吏考

"典吏"是唐代官府职员的类属称谓,学界以往倾向认为其并未有特定所指。新出《天圣令·杂令》有关"典吏"的规定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新的切入点。唐代行用的"典吏"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典吏"与"主典"、"典"等称谓意义一致,是对主要从事文书起草、文案检请等工作而有着各种名目的官府低级职员类属称谓。基层官府和新出使职官府相应职位以"典"命名,即"职典",是狭义的"典吏"。职典未有品阶,唐令以"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对职典属性进行规范,确立了其在行政体制中与州县府、史、佐等杂任一致的职权与待遇。实际上,广义的"典吏"更为常见,成为文书运作高度程式化和官、吏分途日益明显时代背景的一项印记。     

浅议中国封建制法律对贪赃罪的惩治

贪赃枉法,藉权行私,循胥朋比,图取货赂是封建官吏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较有头脑的君主和政治家鉴于官吏贪滥酿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政权覆亡之祸,均试图立法治吏,兴廉去贪,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本文以唐、明律为主就贪赃罪的惩治问题略作剖析。 一 中国封建制法律所说的“赃”,泛指用贪污、受贿、馈送、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物。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官吏贪货利之财者,谓之贪赃。从狭义上讲,贪赃亦称“受(目求)”,“受财”。“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目求)。”即指受贿、行贿而言。 《唐律》首次把“盗”和“赃”并列,提出了“六赃”的规定。《唐律·杂律》云:“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根据唐、明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吏的贪赃行为分为如下四类。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有亡荒阅”新解

“有亡荒阅”语出《左传》鲁昭公七年。杜预注:“荒,大也。阅,蒐也。有亡人当大蒐其众。”史学界多认为这是搜捕逃亡奴隶的法令,各种大学、中学教科书无不持此说。然证之以先秦史籍,似凿枘不合。 《左传》鲁昭公七年记楚人申无宇执逃亡阍人于章华之宫,而自辩于王前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     

赵翼述史致误

清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有记如下: 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簿。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烦,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籥,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按此事出自《南史·江夷传》所附《江斅传》?瓟履肝挝牡叟?孝武帝之姊妹淮阳长公主,孝武帝乃江斅之舅,以此,江斅幼时得为孝武所召见⑽湓杂镄蛔?谓“此小儿方当为名器”。斅后与孝武女临汝公主为婚切⑽涫苯瓟抡鄙倌辍6涡⑽湓谖唤鍪?454年—464年),在此期中,江斅尚不能掌握士籍,纪僧真断不能于此时往见,求作士大夫。且《传》中明言:“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此乃齐武帝,因之,纪僧真所请者为齐武帝。如《传》所云,纪被江斅斥退之后,     

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略论辛亥革命中的吴禄贞——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吴禄贞(1880年——1911年)湖北云梦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革命,对孙中山“尤倾倒备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日本,继续求学。学成归国后,制定“以改换新军头脑为成事之根本”的革命方针,在湖北新军中“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禄贞因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曾打算拥戴吴禄贞为军政府都督,并派人与之联系,只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才将黎元洪推举上台。总之,辛亥革命前,从吴禄贞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初,就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更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之一,积极地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匿身于清     

试论乐雷发的诗

<正> 在两宋诗坛上,湖南宁远诗人乐雷发这个名字并不响亮,他确实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家。但在“诗格日下”的南宋末年,特别是在“多五季衰丧之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杭漫游稿》)的江湖诗派里,我们却不能以小家目之。从数量上看,在陈起所编之《江湖小集》中,诗集在四卷以上者仅五人,乐雷发是其中之一。从质量上看,《雪矶丛稿》中的一百五十多首诗,也不象江湖派中的其他诗人那样光是“求尺书,干饯物,谒客声气”(方回《瀛奎律髓》),     

顾佐惩贪与仁宣之治

史称明朝仁宗、宣宗在位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瘐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①因而被誉为“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的出现是在明太祖、成祖近６０年经营积累的基础上,继续采取重农、惩贪、用贤、安边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措施才形成的。其中吏治的清明与都御...     

论司马承祯的修道思想和方法

司马承祯继承和发展道教的重玄和上清两派的传统思想 ,以老、庄、《易》和上清经等学说为依据 ,融贯儒家的“性善”和“正心诚意”说、佛教的“止观”和“禅定”论以及《西升经》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 ,系统地阐发了道教的修道思想和方法 ,对后世内丹道教和宋代理学的主静无欲说皆有启迪之功。     

楚简《语丛》前三篇思想论析

一《语丛一》第１８简云:“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自然是与天生之百物相比较而言的。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天生百物,天何以能生百物？而人之所以为贵,与天命到底有何内在的关系,与诸物相比到底有何所以为贵者？天命是“天生百物”的生生之原,而天自身才是此生生系列所从出的根柢。天命自身即无即有,天命之纯命是一种创生的活动力,而天命之所命则是命物的内涵或结果,从天命之纯粹自身性到天命诸物的生生过程中,其中必然涵摄“物由亡生”的原理。不过纯从天命的直线性下落来看,它也只是一个生生的过程,物的形成则是其结果。天…     

再谈马陵之战,并非史实

1988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刊载拙文《马陵之战.并非史实》.1992年9月,海峡两岸100多名学者于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了《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会后所发的“综述”和“会讯”(见《文汇报》1992年10月21日第6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和1993年第1期)均将“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以黑体头条列出。与会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是无可否认的。“综述”“会讯”已画龙点晴出“有派”要旨:《孙膑兵法》为残简;庞涓于桂陵之战后乃复出;”卻氏左戈”是“有力佐证”。鄙人颜厚,愿再次张充质的。一、究竟怎样对待汉简《孙膑兵法》“有派”说:《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八十二篇。《齐孙子》就是《孙膑兵法》,而汉简《孙膑兵法》只发现三十篇,还大部分残缺不全,怎么能根本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残简没有提到马陵之     

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

“移中土大姓以食云南”,洪武二十年 (13 87年 )“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 ,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 ,往屯云南”。与此同时 ,明廷还招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所谓“开中”也叫“中纳”(盐粮 ) ,也就是商人组织人力在边境地区屯种 ,以所获交予官府 ,凭证据到盐场购盐 1 3。早在 13 82年明军进驻昆明之际 ,就因“兵食不继”,朱元璋“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 ,明代在今天云南的昭通、曲靖、玉溪、红河、保山、大理等地区都先后实行过“开中”。通过这一形式移入云南的内地居民也不在少数。据此 ,…     

明代中期罪宗遮人管理问题初探

罪宗庶人的管理是伴随罪宗庶人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如何管理好罪宗既是遏制宗室继续犯罪与危害社会的重要环节 ,也是朱明王朝“亲亲”之道的政策必然。庶人管理涵盖了方方面面 ,诸如安置、名封奏请、婚嫁、生养死葬的处理等等 ,这些都属于制度文化的一部分 ,颇有探讨之必要。     

《晋书》校勘一则

《晋书·罗含传》 :含父尝宰新淦 ,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 ,引含为主簿 ,含傲然不顾 ,羡招致不已 ,辞不获而就焉。“辞不获”后盖涉上而脱一“已”字。“辞不获已”为中古习用的成语 ,意思为迫不得已。《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 :“绍遣将攻之 ,连年不能拔。”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袁绍与公孙瓒书曰 :“遂跃马控弦 ,处我疆土 ,毒遍生民 ,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 ,以登界桥之役。”《晋书·陆机传》 :“(机 )谓秀曰 :‘自吴朝倾覆 ,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 ,入侍帷幄 ,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 ,辞不获已。’”《宋书·武帝本纪上》 :“义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