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观”文化与中国写人文论的统绪性

在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论史上,味觉、听觉、视觉等感官感觉在抒情文论、叙事文论、写人文论建设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和地位,并由此导致三种文论生发的不平衡性。随着诗骚文类的早熟,基于味觉审美的抒情文论得天独厚。就共同处于劣势与弱势的叙事文论与写人文论相较而言,前者尚且能够伴随着“史传”的叙述经验而有较大发展,后者则虽能有“绘画”写真经验支撑,但仍显得步履蹒跚。同时,传统“贵耳贱目”观念对偏于听觉审美的叙事文论发挥了助推作用,而偏于视觉审美的写人文论则主要得力于传统“目观”文化支撑,有幸兼得诗赋之“观物取象”与绘画之“传神写照”等文论观念哺育,至明清在戏曲小说批评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画境”审美的不断追求,各种戏曲小说批评纷纷以“观象得意”“观画得趣”之类的评语来评赏写人文本,使得写人文论逐渐达到某种统绪性的境地。     

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整全性与精神性看近现代中国文论的源流

在当代“后理论”语境下,从文论的视角,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放在中西“精神谱系”或“学术源流”的脉络上来加以考察,可见前现代时期即中国近现代文论发轫期之精神谱系的整全性、精神性。《文史通义》对“道”之“三人居室”特性的解释与“道器合一”的整全性追求,对“史德”与“文德”相辉映的“纵横之辞”的回溯,对“易”“气”“理”“情”“性”等生生之精神的提炼与重振,为近现代中国文论史与学术精神史的续写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铺陈简说

铺陈简说张福德铺陈也称铺叙，是铺排陈叙之意。铺陈是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使用。历代文论家对铺陈手法多有阐述，元人陈绎曾在所著《文筌》中把叙事笔法分为十一种，其中第五种为铺叙。他对铺叙作出解释说；“详叙事语，极意铺陈”。...     

刘熙载对诗歌艺术辩证法的探讨

刘熙载,字融斋,清末有名的学者。《艺概》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谈文论艺的著作。该书编排有序,自成系统。分别论述了诗、文、赋、词曲各体。在论述形式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正如他在“自叙”中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汉大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及其文学价值

汉大赋以铺写名物见长,而名物依托土地产生,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汉大赋对域内名物的书写,真实与想象共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物在赋中汇聚于一地,传达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标志着郡国臣民臣服于天子;对域外名物的书写,以中外交通为前提,名物由域外输送至中土,寓意万邦来朝,是“天下”内涵的丰富与“大一统”观念的延伸。赋家有意识地呈现具有地理标识的名物,而名物因其固有的地理特征则增强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能够发掘名物的叙事功能和修辞效应,并进一步认识赋体文学的“巨丽”之美。     

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

本文着重考察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之“事”的存在状态。图画叙事是借助其物理图像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张力 ,凭籍人的视知觉及想象力形成家族艺术图像并加以串接来完成。文学叙事则是借助其语言文字的意义 ,在人的想象力参与下“立象”并加以突破而达至“境”来实现。尽管因艺术图像的构成及串接突破方式不同 ,造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叙事各有优劣 ,但它们都创造了“事”之存在的虚幻世界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价值意蕴、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向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精准思政既是现代信息技术迭代更新推动所致，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使然。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精准思政具有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人工智能依托其强大的技术优势为高校精准思政注入动力，促使系统内部矛盾运动，各要素高效、协同作用发展。通过优化数据，依托多模态学习分析为精准画像赋能；改进技术，借助适应性反馈为精准供给赋能；注入智能，利用人机协同为精准实施赋能；革新体系，运用智慧系统为精准评估赋能。总之，依托人工智能，促进高校精准思政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写形·传神·体道──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述要

形神论是华夏传统美学体系中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之一，它广泛涉及作品真实、意象构造、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美学问题。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切入，对其作一整体论述。上篇：历史演进中的逻辑展开追踪华夏艺术文化发展史可知，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起步于对“写形”的追求，成型于对“传神”的标举，深化于对“体道”的自觉。传统美学形神论滥筋于先秦以来的哲学形神论，而形神作为美学问题明确提出于艺术领域，则以绘画为发端。绘画艺术起步于对“形似”的向往，按古人定义，“画，形也”（《尔雅》），“形，象形也”（《说文…     

虚实之间 别开艺境——刘熙载《艺概》中“虚与实”概念的美学探析

本文探讨了清朝文论家刘熙载《艺概》中美学概念“虚与实”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以及在艺术和写作技法上的应用。对“无中生有”、“异形而同品”、“艺术通感”等概念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并对刘熙载关于虚实关系存在的两种情形和其运用的限度加以述评。     

略谈“典型”与“传神写照”

与西方只是在个性、共性、个别性、普遍性这些概念上打转转不同,中华古代文论在塑造典型人物上,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形神兼备,让读者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同时又在它身上能够见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来。中国古代的“传神写照”说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典型论。     

简单化思维模式的谬误──从西方文论史的研究谈起

简单化思维模式的谬误──从西方文论史的研究谈起刘庆璋一西方文论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首先表现为：以哲学观去推断文学观。因为一位文论家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就简单否定其文论贡献。柏拉图的文论被认为“只有反动作用”，柏拉图的“摹仿说”、“灵感说”等基本理...     

“中介物象”与赋比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有诗体、表现手法、修辞格三个层次，而“赋比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并以此造成诗的“意境”，乃决定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由象求意）与表达方式（以象表意）。“象”不仅有“自然物象”，而且有在“自然物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意味的“中介物象”，把握住“中介物象”，既可弄清“比兴”的实质及三者之关系，又可更深入地理解所谓“意境”理论。     

从图像到文学——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及其跨媒介叙事

“艺格敷词”即“以文述图”，是西方文学史、美术史和修辞学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对某一物品（主要是艺术作品）或某个地方进行形象描述的修辞手法或写作方法。“艺格敷词”试图达到的是一种“语词绘画”般的艺术效果。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与“诗画互通”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而这两种观念的渊源则可以追踪到西方古典修辞学中的“记忆术”。一方面，“艺格敷词”以语词作为表达的媒介，这决定了它首先必须尊重语词这种时间性媒介的“叙述”（文学）特性；另一方面，“艺格敷词”又追求与其所用媒介并不适应的视觉效果和空间特性，所以它体现了美学上的“出位之思”，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叙事。“艺格敷词”并非仅仅流行于古代，而是西方一个绵延不绝、一以贯之的深远传统。     

《红楼梦》的“正邪兼赋”说与正面人物塑造

《红楼梦》的“正邪兼赋”说与正面人物塑造李庆信如果说写人是小说叙事的中心环节，那么，塑造正面人物，在小说创作中往往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正面人物在一般作品（侧重讽刺暴露或抹去了一切理想光采的作品除外）中，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直接关涉到作品的...     

汉赋透视教学初探

以汉大赋为中心圈，着重掌握赋的“讽谏”功能，突破“铺陈扬厉”等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难点，进一步了解模拟赋家及其作品，以点带面弄清余脉。由点及线，由线而面，从整体上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目的，做到文与史相结合，把握文学样式的产生、发展及地位和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寇养厚１《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最早提出了诗歌的“言志＂问题。在先秦时期，＂志＂与＂情”当然有微别：前者主要指人的志向、怀抱、理想，偏于理性范畴，重在表现人的社会性，如孔子说＂各言其志＂（《论语·先进》）；...     

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

我国古代辞赋基本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迄唐、宋元以降三大阶段，而对其兴于诗而亡于诗之过程、始终介乎诗和文之间增变的主旋律，笔者已撰文概述（详《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古（魏晋迄唐）赋家变汉代散体大政定式而进行的历时六、七世纪的赋体诗化道路作一初步探索，以观测其所建构的以声律为基础、以情境为追求的赋学审美世界。诗、赋关系，渊承虽久，至有“赋，诗之铺陈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然在赋体形成初期、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立格，赋即以散化特征独立成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