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价值遵循与实践取向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发展到健康发展的重要转变，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下，中国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经历了从包容并蓄到健康发展、从技术赋能到科技向善、从繁荣发展到统筹发展治理并重的发展过程，进一步明晰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紧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要求，以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结果导向，围绕数字经济的复杂系统特征，以民众的共享感为衡量标准，坚持创新发展与监管治理协同发展的实践取向，统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最大化释放数字要素的经济、社会与治理价值。     

数字经济与全面依法治国共益治道变革:运行机理和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具体在数字经济发展规范领域,主要体现为健全完善法治在与数字经济互益共生、共同发展的生态关系的形成与运行上。一方面,法治为数字经济搭建治理框架,建立健全规则体系,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多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可为法治充分赋能,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使法治能更高效地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为及新要素,应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框架和背景下科学审慎地开展监管与治理,在科学规范、公平有序的基调下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进程中,数字经济治理全球化协作是应有之义,我国应主动参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挑战与因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展现出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方向。作为国际上第一个独立的数字经济协定,DEPA在发展和深化既有数字贸易规则基础上,关注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与合作、开放与包容,鼓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2021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并积极参与WTO电子商务多边谈判。对中国而言,DEPA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安全、新兴领域监管以及不同数字贸易协定衔接等方面具有一定挑战性。跨境数据流动模式之争、例外条款安全风险、沙盒监管模式、道德治理框架应用、数字贸易治理模式差异和DEPA的软性治理等都为我国加入DEPA带来难度。为了更好地参与和对标DEPA规则,我国需要积极探索新规则的构建,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的需求,通过深度参与DEPA规则,逐渐从健全国内数字贸易规则、统筹国内和涉外数字贸易规则到协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     

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

我国数字化治理正处在用数字技术治理到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数字出版的行业垄断问题是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界定数字出版平台的特征及其价值形态基础上,剖析当前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中的版权垄断、数据垄断和价格垄断表现;揭示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赢家通吃”的垄断行为加剧了数字出版行业分化,互联网巨头通过排他性措施垄断和打压竞争平台,监管体制的滞后性导致数字出版平台垄断的成因。提出构建数字出版行业反垄断治理的法制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等战略路径。     

合规驱动: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趋势与对接逻辑

当前数字贸易方兴未艾,赢得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是中国融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路径。尽管中国目前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对接问题上始终坚持积极开放的态度。现阶段中国部分领域的开放水平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对接仍面临诸多挑战。这需要中国明确对接主体、对接方向和对接优先序,并结合各协定中规则条款的特性以及当前自身发展实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先试验再推广,同时化被动为主动,在对接中抓紧形成“中式模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步对接全球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数字经济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内共识,目前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是要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目前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最大的挑战,是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包括数字经济治理中合作治理能力亟需提高,经济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反垄断问题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挑战。构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注重战略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协同体系和评价体系。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数字贸易规制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正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就数字贸易规则的探索正在快速推进,但达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仍存在制约因素。美国、欧盟以及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形成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典型数据立法,也反映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则构建中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侧重领域、规则构建路径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未来,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保障数据安全作为前提,及时提升数字贸易配套,倡导试点区域贸易协定,坚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力争深化达成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共识,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制形成诸边或多边框架。     

数实融合下数字经济的分类治理路径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推动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引领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催生出一系列新型治理方式，呈现出数字实体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中心化、监管平台化等新特征，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积极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应的治理难题随之浮出水面，暴露出治理理念冲突、制度体系薄弱、运行机制缺失、方法手段单一等诸多短板。由共享单车兴起—衰落—再次兴起的演进规律可知，协调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需要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等方面着手，最终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更好地优化数字经济的分类治理。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     

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吗？

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高度数字化企业无需在利润来源国设立产生征税权的实体常设机构,却可以在世界攫取高额利润,由此所造成的税收治理矛盾,给传统税收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征收数字服务税已成为国际税制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目前在中国是否应该开征数字服务税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早开征则主动,缓征则被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我们主张,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并按照下列进阶路径推进数字服务税战略：一是站在时代高度,从中国实际出发,贡献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智慧;二是立足大局,着眼长远,谋划数字服务税征管新体系新机制;三是认真研究借鉴,洋为中用,设计好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方案”;四是把握数字经济基本特征,坚持数据存在原则,精准确定课税对象;五是坚持独立自主,强化顶层设计,争取国际规则谈判的主导权。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数字经济视阙下的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开创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质的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的人类文明新样态。但如何开创数字生态的“共同性”和“公地”发展模式,需要国际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通力合作才能予以统筹解决。尤其是在数智化的镜像监控与平台剥削、资本驱力下的加速主义与循环回路、电子追踪下的消费者与从业者的矛盾等系统式变构的情势下,人类不自觉地从商品拜物教引至数字拜物教,从物质圈闭牵引至精神规训,貌似人类打破了传统的劳资矛盾,实现了镜像主义的现代性重构和电子解放,但实则人类已然封囿于资本的桎梏化“怪圈”中未能实现真正的生命政治解放。基于此,为妥善应对数智化时代的结构化风险,人类应在开创“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数字风险”,有效审视数字治理的同心圆结构维度,即强化数字生态劳动创建、提升虚实联动发展、加强多元主体接榫,从而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全球数字公共生态,实现全球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基于数字经济的法定数字货币产生逻辑、功能演进与发展趋势研究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铸币和纸币,货币经历了从具有内在价值到无价值符号的变迁。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法定数字货币实现了从诱致性变迁转向强制性变迁的发展过程。法定数字货币在不计息发行阶段,主要发挥交易媒介的作用;如果推出数字货币利率,它将成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信用创造的作用,并通过背后的数字技术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开放状态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篮子法定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因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国需要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加大法定数字货币应用规模,共同构建区块链联盟链下具有“共信力”的多方平等、去中心化跨境支付体系和国际结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