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明末儒家基督徒的天观重构及其意义

在明末天主教对儒家传统天观形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奉教儒者从思考自身问题出发,自觉反省儒学之得失,融会儒耶,重新诠释传统天观,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畏天爱人"之学."畏天",标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祈向;"爱人",则表明了一种对仁爱的全新理解.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重构,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等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某些偏弊,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还有激发我们深度思考亟待解决的现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独特价值.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冰上丝路上的红学：冰岛文《红楼梦》首次译介文本研究

冰上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与环北冰洋流域国家人文互动的重要倡议。其中,红学扮演着独特角色。随着冰岛《红楼梦》译本的出现,海外红学族系不仅新增添了一个语种文本,而且为深度了解汉学在欧洲传播的脉络途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不同于北欧其他小语种的转译形态,冰岛译文并非直接源于库恩德译本,而是基于程乙本的中文底本,同时也吸收了“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的诸多元素,以“丝路”的视角辑录于冰岛文汉学经典选集中。冰岛译文虽然较为晚起,却突破了欧陆特别是具有示范性效应的1932年库恩德译本的翻译套路和格局,其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开辟了北欧跨语际视野下汉学译介与传播的新型范式,对重新评估“中国-北欧”汉学互动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     

“天”：从神灵崇拜到哲学建构

殷商时期的最高信仰是“帝”与“天”,二者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确立了“六经”元典的信仰之“天”。西周信仰的“天”,是自然物质与最高神灵的合一,也是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合一。从“六经”“天”的信仰开始,到早期儒家诸子的“天道”,再到宋儒进一步创建的“天理”体系,儒家逐渐完成了对信仰对象“天”的哲学化建构。儒家学者对“六经”经典的不断诠释,使得“天”的最高主宰意义不断演变,衍生出一些偏正结构并兼有信仰与理性双重含义的“天道”“天理”概念。中国思想家通过对“天”的理性化创造而凸显了新的哲学意义,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理性发展与历史建构。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190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建立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相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淇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人。一、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神话论

儒家有无神话?传统的文学本位观的神话研究和理性思维视野下,儒家似与神话无关。面对当今世界性儒学热潮,如何重新从儒家思想内部概念体系中发掘其文化价值和力量源泉以为回应,就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在儒学话语体系中,虽然没有和西方神话一词完全相对应的概念,但却有着与myth意义相通的神、圣及无数的圣言、圣话和数千年的圣物所见证的神话。文章即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立足神话意象和神话历史语境,探究信仰支配下的神圣叙事,在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神话观的基础上,借镜于荀子解蔽精神和福柯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求真思路,以及几千年来的宗庙礼乐实践的现实语境,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的当代课题,利用具有文化基因和原型编码意义的神话这一可以直接上溯到文明源头的超学科概念工具,介入中华文明探源和经学系统,论证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圣、德、天命、礼仪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从神话与仪式的对应关联重新考察儒家思想的礼乐之根,超越儒道对峙的两千五百年小传统,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大传统与复数的古史线索。具体而言,儒家神话可从以下六个层面进行探源研究:以凤、麟、玉等圣物为代表的儒家神话意象系统;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谱系的儒...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止于至善：朱熹的编辑审美追求

朱熹是孔子之后集理学大成的思想家，也是继孔子编辑六经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儒学编辑家，一生编辑、刊刻、传播了大量儒家经典。其编辑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作为编辑家，朱熹将“止于至善”的编辑审美追求贯穿于其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统一。“明道”是其选题内容美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善”是其内容编校美追求的目标，同时在书籍形式上追求版面编排的和谐美、字体写刻的神韵美、插图形象的直观美、封面设计的雅致美。朱熹通过编辑儒家经典以书传道，最终完美地建构起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     

“亲亲相隐”难题的马克思诠释

《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变异学”视野下的英语世界老舍研究

英语世界老舍研究同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变异”性质。“变异学”视野下的英语世界老舍研究不可忽视研究队伍分层,其中,汉学家的系统理论建构和新颖视角有助于突破难题。由于老舍研究“他国化”利弊共存,因此,应坚持贯彻“双向阐发”,实现学术对话和视界融合,促进老舍研究在碰撞、沟通中走上世界化之路。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从"圣之时者"与"因革损益"看孔子的精神品格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