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词“东”的概念隐喻与中国人的空间认知机制

隐喻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反映民族思维的镜子。汉语方位词“东”从具体的空间域映射到抽象的社会域、心理域以及时间域,形成了丰富的概念隐喻类型。“东”的概念隐喻体系背后是人、物理世界、文化世界互动的结果。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阴阳八卦传统文化与方位“东”的互动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空间认知方式。“东”的概念隐喻不仅反映了概念“东”在人们的方位空间认知中的优先性,也折射出中国人时间空间化、主客一体化的认知机制。     

作为“空间艺术”的建筑

建筑作为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空间"产品, 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我们应将建筑视为整个人文的一部分, 强化其空间意识, 重视它所展现的情绪、气氛, 重视其中展现的人的本质力量.     

从中国古典园林看空间的中国建筑艺术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它将建筑溶入到空间环境中,并因人的心理时空的变化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意境。其卓越的空间处理手法和造园技巧,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建筑艺术观。     

论英国对西藏的早期“和平”渗透政策（1760—1793）

18世纪后期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早期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英国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目的的“和平”渗透政策。由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英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其早期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超市空间研究——物的组合与引导

都市空间是欲望的集合体,因而,消费以及购物空间是都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都市购物空间以物为核心,将物与物的重组以及消费与欲望的权力结合作为空间表现的重要原则。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在购物空间中展开和延续,所以,购物以及购物空间时刻制约并形塑着人们的经验生活,结构着人们的生存本质和精神本质。其中,超市编织了都市人关于生活的欲望与想象,提供了都市人生活计划和安排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作为都市购物空间研究的一部分,借助对超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探查其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内在的构形意义。     

“物”在审美与艺术中的存在

一切存在者（即一切非无的东西）皆可称为物。物多有为其本性所规定的感性表现。艺术作品由物（自然物或人工物）制作而成并且本身也是一物。在科学认知与技术实践中，物的物性及其感性特征往往会受到扭曲或遮蔽；而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则易于得到持守和敞现。但即便是在后一活动中，如果主体性或精神性方面的发挥过于强势，也会使其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艺术作品最终由物(质)和精神融汇而成，但两者在艺术的发展中又多有此消彼长的复杂情形。     

“感物“与艺术审美创造的可超越性

“感物”是指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感受 ,亦即创作主体对现实存在这一客体的感受。感物说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乐记》,“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 ,在六朝时渗透到艺术创作理论中 ,从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班固认为艺术创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西晋陆机提出“瞻万物而思纷”;梁刘勰认为“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唐李白也认为“哀怨起骚人”。宋苏轼主张“其神与万物交”、“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明宋濂认为 :“及夫物有触 ,心有所向 ,则…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论荣赫鹏急进侵略中国西藏与“反思”之影响

在英印总督寇松的支持下,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荣赫鹏率领军队恣意进攻中国西藏拉萨,这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而且扰乱了英国政府的亚洲战略布局。最终,荣赫鹏退出了拉萨,其涉藏职业生涯也宣告终结。但是其侵藏影响巨大:首先,英国人对清政府防务西藏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助长了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印政府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其次,在荣赫鹏进攻拉萨过程中,迅速成长了一批奉荣赫鹏思想为圭臬的侵藏急进分子,这批人成为此后几十年英国侵藏的骨干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荣赫鹏离开西藏后针对英国政府的批评行了辩解与"反思",这些充斥着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和殖民主义理论的"反思",被有意无意地视作了英国之后处理印藏事务的指导方针。     

驭物为灵：论中国“剑”的艺术演化

探究中国"剑"的艺术演化过程可知,随着中国"剑"从古战场的淡出,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了艺术演化与升华,逐渐地变成了身份的象征、人格的比附,变成了一种传情寓意的符号;人们对其寄予了深厚的审美情感,成为抒发情思、寄托理想的桥梁纽带而沿传至今。     

艺术的“空间原型”——以电影《花样年华》为例

艺术中都存在一种由受众的感受构建起的抽象的空间,并且空间具有其原型。卓越的艺术能通过一个强化的和有意味的空间原型带给我们巨大的创作可能、体验可能与组建可能。电影《花样年华》类似森林的空间原型使受众的注意力延伸至作品实体之外。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语境下网络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升级——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历史回顾与多维思考

网络文化的特性促进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语境,赋予公共空间新的价值内涵与职责担当。本文在研究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机制的基础上,旨在对其提出升级完善之策,以求网络公共空间能在监测环境、引导舆论及传达民意等方面发挥出具有更大价值的建设性作用。     

数字化时代与“艺术终结”论（笔谈）——艺术的黄昏与黎明

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条件.它不仅要求艺术家做一个现代人,换脑、换笔,更新知识结构,而且要求艺术家在继承人类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掌握现代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出无愧于新的时代的艺术珍品.艺术的终结,恰恰是艺术新生的起点,艺术的黄昏则是艺术的黎明的前夜.     

建构以“艺术与健康管理”为关键词的新学说

在音乐艺术,尤其是声乐艺术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愈发自觉地意识到关于“人”的认知,需要从“生命科学”和“生命美学”两方面全面地建立。若将两者看作是河的两岸,那么连接两岸的桥梁,或者说是人的认知在两个领域来回摆渡的介质,便是“艺术与健康管理”。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将艺术与健康管理的这一新学说进行结构化、系统化的呈现,并从事件哲学的角度,将这一词项占位的发生,赋予基础性的内涵,是对健康中国行动在理念上的有益补充。     

“物”“我”如何“通”——庄子“与物无际”与“不以物易己”的哲学分析

以广义的存在为背景,人与物既呈现为彼此区别的存在形态,又展示着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就狭义的"物""我"之间而言,其涉及人与外部世界中对象的互动。庄子认为,与本体论立场上的物与物之间的相互沟通、转化相应,物我之间也呈现出"通而为一"的价值论的内涵,基于此,庄子对人与物之间以何种方式走向"通"进行了考察,认为物与我之间的相互沟通具有过程性的维度,并具体体现在以言称谓物、"以意致"之上,同时须坚持"以德为本"的待物方式。     

“礼乐之和”与儒家艺术精神的建构

“礼乐之和”是儒家对关和艺术本质及价值的思考，是儒家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抽象。“礼乐之和”体现了美和善、情和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多方面展现儒家实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历史·文化·空间：“中国梦”的节奏与变奏

空间是一个关系场域,承载着人类的历史活动.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是一对辩证的关系范畴,中国梦的提出连接了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并在历史、文化和空间的互动中,体现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同时帮助中国人获取文化自信,确认文化身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根本意义上表征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因此,在历史空间的转向过程中,应做好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积极的文化对话,在“复出—生产—传播”的文化发展路向中,推进文化空间的全面转向.     

审美共情·境遇创造·历史建构——新史学观与邓以蛰对“艺术创造”的阐发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知识体系的介入,以"科学"的整体价值准则而为中国传统寻获其现代定位,构成了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思考性话题。面对有关精神独立性及其价值存在的质疑,邓以蛰藉由对"艺术创造观"的阐发,在新史学观提供的"现代"视角下,通过探讨审美共情、"境遇"创造及中国传统艺术的历时性审美接续问题,将"精神"与"价值"的肯定判断有效融入"科学"视域下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书画艺术)重构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体现了对本土资源的再认识和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