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

清代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本章参议国政,行中枢宰辅之职。但清代君主专制政治已高度强化,政治中枢运行内重外轻的双轨辅政体制。作为外朝的内阁,不仅缺乏主动、稳定和全面的议政权,而且没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清代内阁制度具有明显的非宰相性质。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晚明文化新论

当人们一谈到明代学术史,事实上一直存在一个误会性的偏见:明人学问空疏,游谈无根。其实,明人并非不读书,明人也有好读书及博学的人。明人不但读书,而且长于将读书与思辩相结合。在读书过程中,不迷信古人,不以六经载籍为最高的宗旨,而是“独裁以卓识灵心”,以自己的内心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从而突破了迷古的魔障。明代的读书人,超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提出崭新的“义利”观;突破直观内省的思维模式,趋向实践调查的思维方法。这是晚明思想家赋予时代新的文化内容,也是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兹就晚明文化试作探讨如下:     

晚明社会的文化变迁和科学发展

(一) 晚明社会千疮百孔,显露出中国封建社会“波颓风靡”,“病革临绝”,趋于没落的一派衰败景象。“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乱无疑。”政治危机四伏,朋党攻讦,朝野纷争,“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各派政治力量通过不同的渠道,运用不同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晚明封建文化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形态日趋僵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社会怀疑、批判的对象,“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所其从来。”冲破程朱道学的思想禁锢不仅是一种走出中世纪的社会要求,而且已变成一种社会行动。晚明社会在“僭分违常”、“风教不施”的哀叹中孕育着新的思想和观念,正如龚自珍所说:“俗土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     

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吴承学小品文一体，滥觞于先秦，成型于六朝。然自宋代以来，小品文勃然而兴，由古文的蕞尔小邦蔚然而成大国，至晚明而极盛。正如明代人唐显悦所说：“小品一派，盛于昭代。”（《媚幽阁文娱序》）这既是晚明人的自诩，也是后人之公...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之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明代给事中人选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成因

《明会典》和《明史》关于给事中人选来源的记载多有歧异之处,反映了明代给事中选任制度演变及其实践中的复杂性。明代给事中的人选经历了一个“多途—单途—多途”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给事中选任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对人选要求日益提高的过程。其中,由“多途”到“单途”的转变,与明代选官由“三途并用”向专重进士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体现了给事中与其他官员选任的共性。由“单途”转变到“多途”,是在遵循总的选官趋势前提下的提升,体现了给事中选任的特性。中晚明时期,通过限定资格条件、行取、访单、考选等制度设计,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将才识优长、行政经验丰富、政绩卓著的行人、推官、知县等选拔进给事中群体。包括给事中在内的言官成为导致明亡的重要力量,与中晚明以后内忧外患导致的国家中枢权力结构深刻调整,以及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有根本性的关系。     

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

《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 ,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 ,明人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 ,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 ,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从艺术上看 ,明人从《西游记》的奇幻中认识到了通俗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特征和消遣性审美功能 ,从《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中认识到了人物个性化塑造是通俗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明代文学分期术语“盛明”辨义

明代文学文献(如选本、诗序等)使用了"盛明"这一明代文学术语。"盛明"既是明代文学分期术语,又是明代文学批评术语。作为明代文学批评术语,"盛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鸣盛"意识的产物,具有"政治盛明"的含义。同时,它亦具有"文学兴盛"的含义,标示了一段明代文学兴盛的时期。"盛明"作为明代文学分期术语,起于弘治初茶陵派兴起之后,而迄于万历中公安派兴起之前。从反映明代文学发展阶段性来看,"盛明"同"明代文学的中期"相比,用语更简明,表意更丰富。我们未尝不可将它与"初明"、"晚明"组合起来,用于研究和教学。     

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

终明一代,人们对楚辞的评论与研究皆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明代前期,皇权膨胀,理学独大,朱熹《楚辞集注》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辞》本子。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楚辞学的日益兴盛。有见及此,全文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代后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末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清初明遗民的楚辞学四个方面考察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日本内阁文库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考论

中晚明王学之鼎盛时期,以朱子为宗的闽学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朱王之辨"成为闽地诸儒最关注的学术话题。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乃晚明闽南同安人黄文炤所著,是最早完整梳理明代闽学脉络的著作,并对朱王之辨有详细论述。由于清初尊朱黜王的影响,明代闽学诸儒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道南源委》等著作中皆被塑造成朱子学的纯粹拥戴者,成为抵制王学的典范,而黄文炤的著作在编撰宗旨上则呈现了与清代理学家不一致的思想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晚明题跋分类与文体观念的呈现——以晚明三部重要选本为中心

晚明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文选本《明人小品十六家》《文致》与《文章辨体汇选》等,题跋选辑各有风姿,体现题跋文体的包容性和文体观念的开放性特点。晚明时期的文人所秉承的散文观念,与五四以来以"小品文"为特征的现代散文观念之间存在一定裂痕,在进行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不应简单地以文学、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分割,应该从广义地文章观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通变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