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罗钦顺的大节目

罗钦顺以心性理气为宗旨,心性不离不混,一反程朱、陆王“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人欲是人的天性、天理.在理气关系上,既不是理逻辑在先,也不是理气为二物,而是“理气为一物”.在道器关系,主张道器不二合一说.程朱、张载把性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已逻辑地在气质之性中了,并非为二物.格物是为了穷理,不是陆王所说是为明心、立乎其大,或正心等.罗钦顺之学是从程朱理体学中脱胎出来,既拖着程朱理体学的尾巴,又为明中叶的气体学开出新生面.     

理学转向及其意义管窥——论两宋至明中叶理学的逻辑发展

明中叶以来,理学发生了转向。其“理气”论从理主气从、理本气末、理先气后转向气为本;其“格物”论的伦理意涵逐渐弱化,而表现出重视科学探索、习行致用、实事实功的倾向;其心性论由扬性抑气、化情从性、以道心宰制人心向自然人性论发展。气论、格物论、心性论的转向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修身到经世、从崇德到重情的转向,因而使社会思想得到了启蒙和解放。     

薛瑄的理气先后论

"理"与"气"是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学家要着重进行论述的重要内容。作为明初四子的理学大师薛瑄,在元代理学调零之后,其实起到了中兴理学的学术作用,薛瑄承继朱子理学的主要观点,对理气先后与理气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他甚至走得比朱子还彻底,认为理气根本不分先后,理气有则同有,生化流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日之载鸟,鸟虽动而日不动,但光却一直未离鸟。这种普照的观点说明了理与气的关系,理在气中,但理又不杂气。     

冯友兰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来源 ,但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 ,选取了程朱理学 ,尤其是朱子学 ,作为他新理学的理论前提。在构筑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 ,对朱子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选评和改造。一、理气论理气论是朱子学的核心 ,也是新理学的理论基石。新理学的理气概念是对程朱理气范畴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对于朱子的理气论 ,冯友兰首重其形上形下的区分。朱熹说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     

论理学的核心话题和解释文本的转换

宋明理学是在化解了与传统经学解释学、传统价值理想和外来文明冲突中转生的,凸显了其强大的生命智慧。它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话题,分为性即理派、气即理派和心即理派,分而不离,合而不杂,不离不杂。由于《四书》具有内圣外王的追求、核心话题的落实、安身立命的安顿、义理之学的需求等的内在资源,所以选择《四书》作为其所依傍的经典解释文本。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倭仁与晚清理学

倭仁与晚清理学史革新倭仁（１８０４—１８７１），字艮峰，又字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朝进士。曾任大理寺卿、叶尔羌帮办大臣、蒙古都统等职。北京政变后，他以讲程朱理学受到清廷重用，擢为工部尚书、大学士，兼同治皇帝师傅职，作为“理学名臣”、“三...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 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 (一)实理条理 “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     

朝鲜儒者南塘的人物性异论及对朱熹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理气同异,朱子不仅初年和晚年观点不一致,而且在同一时期的论述中也存在分歧,这就为以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朝鲜儒者南塘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层说,即超形气之性、因气质之性和杂气质之性。前者是从一原的层次上单指理而几乎不考虑气影响的纯粹的性。此时万物理同、性同。中者从理气各指的角度同时表现了同种之间的普遍性和异种之间的特殊性,是因气质的理。同种事物气同,故理同、性同;异种事物气不同,故理异、性异。后者是从理气兼指角度考虑到万物气质差异的纯粹的气质之性,表现了万物的特殊性。此时万物气异、理异、性异。     

论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创造性阐释

贺麟是现代少有的能会通中西哲学精神的思想大家,他于1930年所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中西比较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朱子,太极作为一种理本体,逻辑上先于气,事实上又不离气,理既在心外又在心内,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绝对的唯心一元论。朱子也存在一种作为内心境界、主体性的太极,此心是生物之仁心、有存养的心,此为一种道德的唯心论,也可视为绝对理念的自觉和自我实现。黑格尔的太极是向外征服恶魔的"战士",而朱子的仁心是向内克治情欲的"警察"。黑格尔的精神本体重在表现社会理想,而朱子的太极之心注重的是内心修养。通过与黑格尔思想的比较,特别是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贺麟对朱子理学作了一种创造性阐释,揭示了朱子思想中"理"和"心"积极能动性的一面。贺麟借助西学激活、整合了理学的能动性和鲜活性一面,欲以此唤醒、振奋民族精神,达成其学术救国的理想,这其中也洋溢着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