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差异与收入不平等——基于PIAAC微观数据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本文构建了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细分指标,试图探寻究竟是何种技能引起了数字密集型行业与非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技能互补是如何影响了数字密集型行业与非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收入不平等。基于PIAAC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复杂认知技能中的信息技能,非认知技能中的学习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社会交往技能以及自组织技能可导致更高的技能溢价。数字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者若拥有以上技能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技能组合可以获得额外的工资溢价。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应结合数字化转型的技能需求,完善教育培训体系,以应对未来工作性质的科技化、复杂化和灵活化,避免因技能短缺或错配造成收入不平等。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阐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文章基于中国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内在机制检验证实，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推动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结构中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效应强于数字产业化，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替代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还受到城镇化与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为门槛效应与调节效应。研究有助于解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重读马克思信用分配理论——基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分形效应的维度

重读马克思信用分配理论,结合当代分形金融学的最新成果,本文构建了简明的“超金融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分形效应”理论模型(简称SF-L模型),并且发现了一般性的经验证据:1946-2010年的美国和1979-2010年的中国在全球一体化,金融一体化下,劳动边际报酬皆呈递减的分形趋势.本文的模型证实,在开放经济中,在超金融化下,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分形效应主要是由金融资产所有权的过度分配造成的.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微观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使用CHFS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城乡与年龄差异性。要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年龄段的协调发展,提倡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化,减少投资极端行为的出现。     

金融素养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金融素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与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升工作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增加劳动供给;第三,初级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别不大的正向影响。促就业需要重视金融素养的作用,提高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就业状况。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