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新兴学科在初创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样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使民众被纳入到他们的学术视野中,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又承继并深化了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

本文回顾晚清时期由传统的“夷夏”“古今”之辨逐渐形成的用以指涉“西学”和“中学”的“新旧”观念,进而探讨“新旧之辨”演变为“五四”时期的显题或主题,成为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多元性的一个根本范式。作者指出,“新旧”观念从晚清到“五四”的推演,大体上经历了“旧道新艺”——“旧道新政”——“旧道新道”这样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表明“新旧”冲突在五四时期进入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是在“崇新”、“尚旧”和“新旧调和”这样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而“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占据了上风。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相联系,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互刺激、相竞而长,以致形成了难以兼容的两极,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上两极相通。“思想自由”原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整体态势,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各种思想资源。“思想自由”应该是“五四”的最大遗产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追求科学:丁文江与科玄论战

追求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历史。 丁文江是中国追求科学的先躯者之一,他为现代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简称科玄论战,又叫“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捍卫科学,反驳中国的现代传统主义,使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论战的背景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伴随着空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产生了中国现代传统主义。 正是在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冲击下,觉醒了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回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历的每一场改革或革命，几乎都可以看见知识分子的足迹，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更是占有主导地位。毛泽东评述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①本文拟就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确定．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一初步探讨。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时期。知识分子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清末废科举、…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论五四时期个性原则的提出及其局限性

粗粗比较五四启蒙家与晚清维新派思想家对个体自由问题的论述,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倡导的个体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晚清维新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有关主张的重提。两个时代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基于相同的出发点:寻找一条快捷的使民族走上富强的途径。然而,他们的主张在各自的时代产生的社会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晚清知识分子无保留地接受了严复介绍的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到８０年代所谓的“文化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话题。反省百年来这两场文化讨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是其共同的特点，文化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文化讨论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文化，而只是...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典型意义

有关五四时期的研究，是海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课题。这是因为这一时期色彩斑澜的社会大变动，蕴含着中国社会最富有本质意义的历史性转换。而在五四时期所有的社会变动中，又以先进知识分子经历的世界观转变最为深刻。本文拟以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群体性变化为视角，剖析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思想转变所体现的典型意义。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群体性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帝国，终于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撞击下无可奈何地瓦解崩裂。民族衰落的负重感，促使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浪涌一浪地向前推进，以致先进…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梁景时１民国成立后，知识界继承清末“家庭革命”的思想，继续主张改革传统的家族制度。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在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又开始对中国传统家...     

晚清“现代性”:欲望的发现

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在今天看来，认知晚清“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太过于不够“现代”而被人们忽略，另一方面却又是太过“现代”而难于被理解。这种暧昧难明的状态往往缺少足够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而难于被记住，也由于缺少历史的界碑式的时刻和伟大的人物而难于给予我们认同的期待。于是，在我们为“五四”的宏伟的“现代性”叙事激发无限的激情…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

五四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被进步知识分子宣传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回顾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对于认清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     

晚清三次思想分化与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变迁

晚清时期出现的三次思想分化,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 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时逢洋务运动,其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 化”;第二次思想分化正值戊戌变法,其实质是“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第三次思想分 化恰当清末新政,其焦点是究竟采用哪一种“政治现代化Ｄ模式”。三次思想分化的依 次推进,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从萌始到成熟的运行轨迹。     

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

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 ;与此同时 ,女权主义理论也很丰富。从 1 870年代起 ,上海报刊就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知识 ,批判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 ,宣传男女平等。到 1 890年代 ,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表现。其中 ,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 ,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好水平。以晚清比照五四 ,可以看出 ,五四时期关于女权主义的议题 ,在晚清思想界大多讨论过。深入地研究晚清 ,有利于恰当地评价五四。     

面相、阐释与实践：近代“迷信”话语的三次建构（1900—1937）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来看，其内在逻辑不以权力干预而转移方向，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语境下，沿着既往思想路径循序渐进和逐步升华，最终内化为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