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     

论朱子对“明德”的诠释

"明德"为《大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的诠释突破汉唐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模式,带有鲜明的理学特征。但朱子的诠释却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兼跨心性来解释"明德",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通过对朱子的诠释中"明德"和"心"定义,"明德"具有的工夫论的特征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德"的属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朱子并非认为"明德"等同于"性",而更多的是立足于"心"进行诠释的。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何以为宾：试论经学视域下“宾礼”概念的构建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宾礼的泛化为“客”与“客礼”等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宾”“客”的区别,诸家解释可分为三派,一是以郑玄为代表,认为“宾”“客”是用于划分亲疏远近、华夷之辨的概念;二是以熊安生为代表,认为“宾”是指诸侯臣服天子,“客”是指天子优待诸侯,“宾礼”是诸侯朝天子,“客礼”是天子在“飨礼”时将诸侯地位升等,与之饮食;三是以孔颖达为代表,他统合诸家之说,一方面认为“宾”“客”的词义互通,另一方面认为“宾”“客”的区别体现为礼仪主体的不同,前者具有隶属的性质,代表诸侯对天子的臣服,后者更有对等的色彩,代表天子对臣属的优待。由此可见,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将它们当作相近或相反的词义,值得商榷。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道德修养论视域中的《论语》“绘事后素”章解读

孔子和子夏在《论语》"绘事后素"章中由言诗而及礼。由于这则对话简略且以比喻的形式进行,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玄和朱熹。子夏不理解诗中"素以为绚兮"的意思,孔子以绘画要先有绘画的材质,在此之上才能作画的回答给子夏以启发。子夏从孔子的回答中所隐含的思想引申出:在德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外在于人的礼的接受必须以内在的"礼之性"为依据。孔子对此表示肯定。     

李觏礼乐观辨析

李觏“礼乐观”,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大异其趣之见解。其重内外之统一、倡礼乐之实用、顺人情之自然的主张,以及重视通变疏达、人事功利、礼乐教化等思想,都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统观”。李觏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制度———实用论者,对宋代儒学与明清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徐复观论礼乐

徐复观先生创造性地诠释了礼乐文明。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把“礼”定位为人文化的宗教和道德性人文精神的自觉,发掘了春秋时代“礼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阐明了“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与“礼”的密切联系。第二,肯定并发挥“乐”在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会合上的意义。第三,肯定礼乐在政治教化、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上的功用。     

朱熹解《论语》“无为而治”

自《论语》讲"无为而治",历代儒家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汉唐儒家以"任官得其人"言"无为而治",又讲"德者无为"。与此不同,朱熹以"恭己""德盛而民化"言"无为而治",同时又与《论语》"为政以德"结合起来,讲"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将孔子讲"无为"与老子讲"无为"区别开来,从而对《论语》讲"无为"做了系统的论述。清儒更多地汲取朱熹的解读,同时又结合汉唐儒家的"任官得其人"。因此,今人对于孔子"无为而治"的解读,不能只是以汉唐儒家的解读为圭臬,而应当对前人的各种解读做出综合的考察,尤其要研究朱熹的解读。     

礼经郑注“馔要方”图释

郑玄注《士昏礼》《特牲礼》云“馔要方”，意谓馔食要为方正之形。后世学者释“要方”，或以为正方形，或以为长方形，或以为梭子方形，或以为“要方”乃大判之辞。其间是非，既关食器尺寸、馔法，又关筵席长短与宫室广狭。不明馔法，则昏礼夫妇同牢误为六俎；不论筵席长短，则公食礼之宾馔必出于席外；不考宫室广狭，则特牲礼户内四馔难以安放。明馔法，定尺寸，考宫室，则于郑氏“馔要方”之旨，可以得其要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