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古代命相小说的叙事结构

在史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宋代以前的命相小说多重视实录,算命看相及其应验为此类小说的固定叙述格式,很难有命相以外的其他内容渗入。宋元以后,成熟的虚构观念开始出现,命相言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学叙事时空被逐渐开拓出来,多于小说中充当情节过渡的楔子,或起统率全篇的作用,命相之言遂转化为一种叙事结构,命相内容本身也就被表现人情世态、个体心灵的主题所置换。命相文化对小说创作的美学意义在于,使古代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时空自由度,丰富了小说悬念设计的方式,并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哲学色彩。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张洁小说的叙事艺术

张洁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评价性的现实”,即在故事的叙述中,不时穿插着叙述者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这样一来,全知全能的外聚焦叙述与人物内聚焦叙事相结合就形成了特有的意义空间。张洁总是在同一个作品中写几个人物的故事,通过共同的主题形成多人物、多故事的拼盘组接结构。张洁较少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性,而是注意在小说中自觉地设置一些有象征意味的事物或抽象的观念,将读者引向对问题的发现和思考。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心理悬疑——论蔡骏的小说

蔡骏已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悬疑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受到斯蒂芬·金、丹·布朗、铃木光司等外国作家的启发，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手法，创造了有自己风格的“心理悬疑”小说。蔡骏的小说包含悬疑、侦探、心理、知识等多重元素，有着鲜明的网络文学特征，对类型小说有所超越，追求一种“综合”性的阅读效果，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一定的精神深度。蔡骏小说还有很多不足，如虚构故事大于刻画人物，受市场左右，缺乏有震撼性的作品。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小说虚构理论与近代小说及知识转型

小说虚构理论出现在近代,其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变革,其中包括外来文学冲击下小说外延的变化、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知识系统的重组等.小说虚构理论的出现,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事件.虚构理论的出现,与近代以来小说自身构成的变化及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化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     

元小说的类型及小说的认知自觉

元小说的“自反性”并不是对某具体叙述行为的反思,而是对叙述的认知过程的反思。任何小说都可能有元意识,但是只有当元叙述部分打破常规设定的时候,元叙述才因引起注意而被推向前台。因元叙述部分和故事部分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的不同搭配,元小说可分为纪实型叙述、讽喻型叙述、暴露型叙述、游戏型叙述四类,前两类被视为常规叙述,后两类被视为元小说。元小说是小说认知转向的结果,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元小说不仅建构可能世界和虚构世界,而且建构自身。它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关注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式。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以恬淡的笔调,叙述故乡和西南联大的平凡人物故事,通过世俗化叙事,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隐含着对小人物生活意义和人性价值的肯定;通过乡土叙事,描绘了故乡优美的山水画卷和古朴的风土人情,蕴藏着作者传承的我国自古以来的文人心态与精神意念;通过文化叙事,叙述那些普普通通人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透射出来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与韧性特质,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汪曾祺小说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韵味。     

刘恒小说的叙事模式初探

本文从叙事的视角探讨刘恒的小说,认为刘恒小说采取了“虚置/强化”、“回忆”两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它们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且蕴涵着复杂的反思批判和悲悯认同的生命意识。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小说,虚构与元小说

元小说是当代小说艺术的重要地标.过往相关研究多侧重于此文学亚类别的形式特殊性,忽略了“metafiction”一词的词义根源;在中文中,“novel”和“fiction”就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翻译为“小说”.这一翻译盲点遮蔽了虚构问题之于元小说的核心地位.对文学虚构的问题化过程,不仅象征着西方小说范式的一次转变,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一个突出症状,即对符号和自身文化体系的高度自觉.     

精神化叙事与时空的历史记忆——由金仁顺古典题材小说引发的一点思考

金仁顺的小说,习惯以干净利落的叙述方式,对爱情、人性和现实世界作出冷静而尖锐的探寻与拷问.对“故乡”的书写是作家近年来时常涉及的主题.金仁顺对故乡的书写一部分根源于青少年时期在煤矿的生活,另外一部分则缘于她的朝鲜族身份.以长篇小说《春香》为例,朝鲜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俗传统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唯美的底色中带有淡淡的民族风情.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书写与寻根文学不同,它更多地是将这些民俗传统与文化积淀设定为故事的背景,试图在自己的创作中延展出人类共通的生命感.     

小说的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

小说是叙事门类文学作品的重要体裁之一。可以说，叙事是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小说作品，不仅为小说的批评和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而且为探寻小说的艺术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比较能说明问题的重要阐释途径。本文试图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研究小说两种不同的叙事效果，即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以说明造成小说艺术形象生动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动态叙事和静态叙事的概念在小说的审美过程中，我们常常感到有些作品非常生动，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很容易把我们引入那个虚构的形象世界中，有的作品则非常乏味，絮絮叨叨…     

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派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弱化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故事套故事”的写法和小说元素的再现三个方面。对中国小说不断融进世界文学的有机成分,形成自己的新的艺术表征具有重要意义。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清后期宣讲小说的救劫弘道叙事

晚清大量的白话宣讲小说，充满了深切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末世的恐慌下，叙述者反复诉说个体与群体之“劫”，谆谆教导民众如何“救劫”，夸饰圣谕宣讲的神圣性，并在故事中大量植入神灵、神谕、死而复生、附体等，将其作为对下层民众教化、规训时所采取的策略。契合圣谕主旨的善与善行在“救劫”过程中促进了凡圣之间的交流、沟通、转换。作为宣传圣谕的“案证”，即便叙事有些雷同化，却因融合了“记实性”与神异性而为民众所喜爱，成为清后期重要的弘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