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塔在近代欧洲花园设计中的应用

欧洲人对宝塔的兴趣和他们从乌托邦维度审视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的宝塔最早出现在欧洲旅行家的传记中,随后逐渐开始了对这一建筑样式的仿造.在巴洛克时期,欧洲园林中的宝塔是专制王权权力欲望的象征.在洛可可时代,宝塔则寄寓着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追求开明专制的政治理想.18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东亚宝塔摹仿精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这种仿造与当时人们对东方社会政治模式的平民化想像相一致.但是,到了19世纪初,围绕宝塔虚构的东方神奇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欧洲人建造宝塔的兴趣也随之减退.     

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为中心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打通了东西交流的通道。紧接着欧洲的一些使者、商人和旅行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东方,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形象开始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这些使者和游历者从“异者”的视角讲述了13-14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社会风貌、城市生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后进入中国的欧洲游历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所涉足的时段和地域不同,所观察的视角不同,其所传递的中国形象也各有差异。通过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析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以及元朝中国形象的认知。     

流传到法国的中国谚语、警句和格言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通过两个途径逐步“发现”了中国:一是贸易。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风靡欧洲大陆,中国当时的物质文明使欧洲人叹为观止。君主、贵族和豪门富户以食用茶叶,穿着丝绸,享用陶瓷,修建和装饰中国陈列室,建造中国宝塔,来炫耀其地位、财富和文明。二,更重要的是传教士的书信、著述中对中     

中学西渐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述评

<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证实中国的园林(建筑)观或审美观在16～18世纪推进并促成了欧洲的"浪漫主义转向".其间,坦普尔和钱伯斯虽是两个关键人物,但欧洲人的"期待视野"制约了他们对中国审美观的理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本文力图通过评述,以辨清他们之间的异同.     

李约瑟之谜、技术进步与经济赶超

宋代以前，中国“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大快于欧洲，14世纪之后，由于中国科举制度等原因使中国的研发队伍、技术传播速度等被欧洲赶超。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成功向欧美经济收敛，甚至实现对欧美经济的蛙跳，中国应该在成功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采取保护“幼稚工业”的思路，引导和推动国内的科技进步。     

《赵氏孤儿》18世纪在英国的翻译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剧作。它在18世纪的英国共有三个译本,都转译自法国神父马若瑟的法译本,是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三个译本包含了译者对此剧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在译文的多个细节中,比如剧名和人名的拼写、标点符号的运用、用词的选择等。而且,同一个细节上,三个译本的理解和表达往往也各不相同。有的译者为了准确传达中国文化,还在他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但英国读者又不易理解之处添加了注释,对中国文化予以解释。在细读原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翻译情况,揭示了中国戏剧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论鸦片战争的文章，后来曾被奈格里、费彻尔、贡德·弗兰克等学者不同程度地指认其表露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事实上，马克思对“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的区分，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向度之上，这一区分的基本性质是“历史的”。同时“落后的亚洲”与“先进的欧洲”之间只能是“暂时的和部分的”从属关系，它提示出在马克思历史思想中互为辩证关系的“普遍性”与“具体化”之两重原则，依循这样的原则，可以描绘出世界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     

龚自珍在19世纪——关于龚自珍的几则札记

仔细检核龚自珍的著述和时人对其的评议,可以发现一些与我们熟识的龚自珍形象诸如“以公羊义讥切时政”、晚清“今文学的健者”及“维新思想的先驱”等不尽相同的面相。撷取龚氏形象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变化的一些片断,或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一历史叙述中的重要现象的认识。我们今天对龚自珍的认识和评价,受19世纪末对龚氏评价和我们既有的有关19世纪中国历史认识叠加的影响。对龚氏思想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19世纪中国的理解。     

美国电影之中国人形象研究述论

美国电影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有三种态度:对抗式解读,如“妖魔化”、“威胁论”、“误读论”等;反思性解读,承认文化差异和现状,用反思的心态去理解“中国人形象”;乐观式解读,用充分的文化自信心理去感受中国人国际形象的提升.这些解读呈现出三个特点:20世纪电影文本成为美国电影之中国形象研究的主流;研究内容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抵制和反思两种倾向.审视过去的研究,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对21世纪的电影文本注意不够;强调文化冲突忽略文化融合;对西方理论的应用不够中国化.     

一道阐释方法论原则的命题──“猫论”的两个认识过程的联结

一道阐释方法论原则的命题──“猫论”的两个认识过程的联结农必胜多年来，邓小平用过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名言，被人们概括为“猫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猫论”越来越为人们理解，但同时也还有一些误解和曲解。本文试图从...     

试论汉学建构形象之功能——以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为例

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和20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相比，19世纪上半叶，中法文化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法关系更是发生了逆向转化：伴随着侵略者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瞰，法国报刊中随之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法国著名作家笔下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中国”形象。如此悖论般的文学现象缘何产生？本文拟通过对雨果、戈蒂耶等著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厘清它们与生发于18世纪、形成于19世纪的法国汉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汉学建构形象的功能。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学西传“

17-18世纪,中国的灿烂文化,曾使西方国家在政治、哲学、艺术等方面受到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论述17-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欧洲文化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建筑领域里,最典型的变化是欧洲在18世纪出现了"洛可可"艺术和自由布局的"自然风致园"英中式"园林.     

英国“如画式”园林释疑

如画式(picturesque style)造园从18世纪开始,在英国历史上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其受过中国园林的启发,也传入欧洲其他国家。在"如画式"造园的发展进程中,发生了诸多的形态变化和理论升华。因此,"如画式"的含义很难一言以蔽之。为更好地理解"如画式",应注重它所涉及的社会环境及其在实践进程中的变化。     

浮士德精神与中国青年

歌德的《浮士德》是欧洲“近代人的圣经”。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里都有“浮士德式的人”。浮士德形象在华演变以及哲学与社会思想层面的接受研究，与中国百年来的社会主题、时代精神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浮士德形象是一个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汇的文化空间里，探索自身存在价值和生命终级意义的人类的代表；浮士德精神作为一种恒动力量，为一代代中国青年提供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和奋力前行的精神支柱。基于中国梦视域下的浮士德精神研究，对塑造当代青年的完整人格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能强化他们对中国梦整体构想的理解，坚定立身行事的信念。     

论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双面中国人形象

新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继续塑造着正面和反面两种极端的中国人形象。这两种形象，既承担着美国对“未知”中国的猎奇式想象，也负载着美国对“已知”中国的焦虑与担忧。这一双重想象的背后，是美国对自我完美性的想象性确认与捍卫。     

中华文化丰富了美国人的生活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艺术、建筑及哲学都受到西方的赞赏。中国的奢侈品,例如丝绸、茶和瓷器大受欢迎,也深刻的改变了一些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19至20世纪初急剧衰退,领土也被外国侵占。除了目光独到的少数外国人,中国文化在他们眼里已失去了光辉。     

15-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

土耳其形象因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自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富于动态,呈现多元化;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渐趋僵硬、单一化。其形象的跌宕嬗变既源于欧洲与土耳其之间异若霄壤的宗教及文化的分野,又受二者之间现实政治利益及彼此权力强弱态势的牵制。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既是奥斯曼帝国盛衰兴废的一种映射,又是欧洲人审视评判“自我”的一面镜子。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16至18世纪世界史书写与“比较思维”的兴起

16至18世纪是世界史书写兴起的时代，欧洲各方人士汲取新大陆及其他非欧洲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知识，勾勒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做出比较和勾连。早期世界史写作不仅是19世纪现代种系发生学和人类学的前奏，也是“比较文学”诞生的前提条件。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基督教视域下的人类同源论将欧洲以外的“异教”民族纳入《圣经》叙事。随后，法国的贝尔尼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尝试从自然环境和制度传承的角度解释不同社会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族间差异。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反启蒙”思潮，在认可各民族基本共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观念的雏形。正是在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世界史写作从基督教一元论转向了对民族性格同异关系更为哲学性的思考，孕育了现代“比较思维”，凸显了西方现代性的世界性起源。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赵树理以其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真切深入的理解以及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被健康、硬朗的农民形象所取代，农民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纯洁人性的来源地。笔者就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