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论黑格尔对康德善性思想的超越及其局限性——兼论善的层次性

康德和黑格尔在伦理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关于善的思想的思考有着极为不同的特点。康德从认识论问题进入善性问题,把“善性”等同于超自然、超感觉的实在。黑格尔意识到主观的自我意志不能支撑善性的大厦,把理性批判的任务转向考察理性对善性的作用,实现对康德的善性思想的超越。但黑格尔对善性的理解始终走在“必然性的圆圈”内。通过对他们关于善的思想的比较,我们可清楚地善的层次性:作为目的的善;作为义务的善;作为直感的善。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一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卡西勒认为是构成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可以看作是他第三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在历史上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他第二批判(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提供了重要的诠释和解说。康德在他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同一年,即1784年,还写了一篇《什么是启蒙》,刊载在同一个杂志《柏林月刊》(当时启蒙运动的一份主要理论刊物)上。康德的历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康德道德法则及其实践意义

道德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重要的概念之一。从康德对道德法则总的论述来看,道德法则就是理性法,其与自由、意志、至善等有着密切关系。道德法则是一种"应该"的命令,但是不一定遵从。所以,在实践中,要使行为准则能变成普遍规律,就要遵循道德法则实践路径内在的规定性。     

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观的剖析

康德是伦理学史上著名的义务论者。他以义务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并试图以此给道德立大法。由于他思想缜密、理论深邃和逻辑严谨,特别是强调义务范畴在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独树一帜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所以他成了伦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义务论理论体系作一简要的分析。(一) 康德哲学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他的以三种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批判力的批判”)开路的批判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阐述了他的先验论的认识论,为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他的道德哲学。也就是说,他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先验的道德模式完整和系统化了,这种模式就是他所谓的“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所讲的“实     

康德宗教哲学的两种分析路径

康德的道德宗教建立在对传统宗教分析的批判上,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尤其是自然神论的批判,将神性的宗教和人性的道德联结在一起。宗教与道德的统一并不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世界中,而是在人们认知理性的逻辑中。通过对人的日常"经验"和人的"先验"的认知逻辑的分析,康德把宗教神学中"上帝"的功能悬置了起来,以"灵魂"为中介统一了此岸世界的道德实践与彼岸世界的幸福。康德既证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上帝"对自然世界的影响,其目的就在于让具有纯粹理性功能的宗教道德指引人们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社会实践,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     

重读康德的理性概念——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现代意义

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 ,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理性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 ,克服了启蒙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 ;康德的实践理性规范了“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把主体性推进到主体间性 ,从而为当代交往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 ,架设了通往后现代的桥梁。     

理性与反思判断力在科学中的作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一项比较研究

康德哲学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对科学的证成。《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的理论用途及《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对经验性规律的系统统一性的作用,这两者与科学的体系性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这两种认识能力之间具有承接和角色转换。理性或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真正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思判断力对理性的这种承接关系表现在,反思判断力取代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理念的"图型"这个较为模糊的说法,并且通过审美判判断力奠基起来的合目的性原则,将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先天原则在经验世界中表达出来,并成为作为高级认识能力之一的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的确立保证了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系统性的作用。     

从至善向圆善的转化——《大学》“至善”思想新解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必随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哲学经典亦然。“古本大学”中的“至善”只是从德行上强调道德的实践意义,“今本大学”中的“至善”已经获得了本体论的思想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以儒家道德本心消解康德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公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圆善思想对《大学》“至善”的理解有新的启发意义,即《大学》“至善”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完备的理论阐释：德福相谐和。并且这一转化对当下建设幸福中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康德《论俗语》从实践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过渡

康德的道德律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实在性问题是康德始终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诉之于道德情感,但又局限于"纯粹理性的事实";直到晚年的《论俗语》中,他才从个人道德实践、国家法的政治实践和国际法的历史实践三个层次论证了义务原则的实践有效性,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在道德实践中具有心理上的感化作用,在国家法的立宪活动中是先天的标准,在国际法的历史进步中则将表现出"天意"的客观历史目的,从而接近了后来黑格尔历史理性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原则以及"理性的狡计"的概念,但由于这些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反思判断力"的类比原理,只限于一种"假设"和"希望",因而最终尚未真正进入到历史理性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领域。     

重构实践理性批判——筹划超越道德判断原则冲突的新伦理学

伦理学史上道德判断原则学说之间的持续冲突已经造成对伦理学信誉的深度伤害。本文意在为那种能够消除这种冲突的伦理学先行提供一组范导性的伦理学元命题,以便理性地造就它对自己的反思方向和建构方式的前理解。实践理性具有多元构成内容和复杂的内在结构,因而不能幻想发现一个单质性的简单道德判断原则。片面观照实践理性是导致伦理学陷入不可裁判性对立的认识论根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采用的恰是分析式前提批判,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完备规定能力。打破伦理学历史僵局的方法在于,用具有逻辑完备性的综合式前提批判方法重新描述实践理性,从而提供有效地论断道德本质的充分理论资源。     

自由与道德规律的循环?——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意识到自由与道德规律之间"似乎无可逃脱的循环"。这个循环根本上关涉的是自由的实在性难题和道德规律的约束力难题。《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通过把我们辨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作为释疑之道。《实践理性批判》则把道德规律作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而使其获得不可怀疑的地位,表现出了与《原理》的区别之处。但是这绝非部分解读者所认为的"巨大的颠倒",相反,《实践理性批判》是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释疑之道的明晰和深化,最终达致"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的完整结论。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试析康德对“理性”逻辑功能的论证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把“理性”规定为人的不同于“感性”、“知性”认识能力的另一种认识能力。那么,“理性”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康德的讨论对后人又有什么启发呢?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求教于其他同志。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在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康德和孟子都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人格尊严.在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与孟子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而孟子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的问题上,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而孟子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义理架构.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并不同于孟子对道德法则的"愉悦感".     

康德实践观评介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第一次系统地探究了实践问题。康德对实践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集中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和《实践理性批判》这两部伦理学著作里,因而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就被浩繁的道德说教和论证所淹没。虽然他的实践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但是他把道德问题同实践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实践问题当作道德问题的理论基础来探讨(“探本”)、来研究(“批判”),这说明他在主观上还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