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从“养士用士”到稷下学宫——兼论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过程

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下移促进了＂士＂阶层的形成,而＂养士用士＂是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渊源。稷下学宫是齐国在战国时期由＂养士用士＂而发展起来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兼具官、私两种性质的学术研究型大学。稷下学宫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职能;其组织结构类似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并具有政府投资办校、学者办学的分权组织结构模式。稷下学宫也是一所具有现代大学理念雏形的综合型大学。因此,中国古代私立大学在形成和起步阶段,就已奠定了类似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从“纵横其学”到“易门深入”——近现代王弼易学研究成果综述

近现代关于王弼易学之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长足之进展,且呈现出具体化和多元化之趋势。具体表现为王弼易学研究结论的不断辩证更新,以及跨学科研究和中西哲比较研究等新角度的出现。本文尝试从横向儒释道之视域、纵向哲学思想史之视域以及易学本身易学观之视域三方面来概括其近现代之学术成果,以期对王弼易学之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资料和线索。     

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

阐释的真理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则必须落实为阐释的公共性。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阐释的客观性表现在阐释的说服力之中,并将自身实现为阐释的公共性。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有关马克思学说本质的先验化阐释,看上去像是一种主观性阐释,但其最终的理论诉求却是阐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以舞表情”到“借诗言志”——论舞蹈与先秦歌诗的发展

远古时期歌乐舞三者密不可分,混合为一。在这种混合艺术中,舞蹈是其核心,歌诗依附于舞蹈而存在,是舞蹈的伴奏和节拍。在舞蹈的影响下,歌诗的功用在声而不在意,且在内容和艺术上呈现出"浅薄而粗野"的特点。歌诗的这种存在状态及特点,使其不具有独立传播的价值,因此在后代的典籍中,很难发现远古歌诗的踪影。至周,礼乐文化兴盛,歌诗成为时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此时歌诗方摆脱舞蹈的束缚,得以进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并快速地走向繁荣。     

从“深度”到“渐进”——论文学阐释的张力及当代转向

阐释学始终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在文学的阐释实践中,存在着“深度”和“去深度”两个趋向的张力。前者秉持一种“本质主义”态度,将意义视为潜藏在语言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内核;后者秉持一种“反本质主义”态度,认为意义并非虚妄的“深度”或“中心”,而是由语言形式所带来的浅表化、即时性、去中心的审美快感。为超越阐释中“深度”与“去深度”的冲突,人文学者试图建构一条“渐进式”的阐释路径,强调在反复的调整、修正与更新中,不断趋近作为终极归宿的确定性意义,由此呈现出类似于“猜想与反驳”的动态景观。文学阐释由“深度”到“渐进”的当代转向,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文学之独特性的理解,也有助于中国阐释理论的创造性重建。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抗性阐释”及其阐释学意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圣麦克斯”为例

在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上,比较容易做到的是"顺着说"和"接着说"。但在已有的框架之下,强大的对手面前,要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着说"是基本方法之一。对抗性阐释就是以批判和冲突的方式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本进行对话,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保持一种不合作、且反对的姿态,并在此基础上用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篇章中就是用查找问题的方式进行一种对抗性阐释:(1)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2)个别阐释对象与普遍规律的逻辑关系问题;(3)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关系问题;(4)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关系问题;(5)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他哲学家的断章取义的问题;(6)理论资源和文献来源的问题。通过以上6大问题从"逻辑"、"历史"和现实等角度批判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阐释方法对中国阐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注重易学哲学史的研究”——石峻先生的一篇易学佚文

已故著名哲学史家、佛学家、教育家石峻教授有一篇关于易学哲学史研究的佚文,内涵极为丰富。本文即对此佚文进行了梳理和解析。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