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家具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靠被称为"中国价格"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已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一大木制家具生产与出口国,在出口创汇、人造板等上游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一般双钻石模型的思路,设计木制家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量变量及其潜在影响因素;然后利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识别木制家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为:劳动力禀赋优势并非木制家具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确是木制家具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与强化的关键要素;木质原料稳定供应是形成和巩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谨慎看待木制家具产业出口市场多样化战略的实际效果;推动木制家具产业的竞争方式由产品竞争向产业链竞争转变;加快木制家具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国际能源机制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

在世界各国能源外交日益频繁以及国家间能源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的今天,如何寻求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试图在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下探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理论与中国的经验.我们认为,国家间博弈要实现"合作解",这和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保证合同得到履行的机理是一样的,它同样可以依托自组织实施的双边声誉机制、多边声誉机制和具有正式制度的第三方机制.在目前国际能源合作的第三方机制缺乏的条件下,中国应改善双边博弈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的构建.     

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模式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至关重要,已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看,区域环境恶化已经引起各国的共同关注,关系到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因此,环境改善迫在眉睫。从长期看,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环境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以及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等诸多因素使得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具有艰巨性。从未来发展走势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又具有可行性,以中日两国环境合作为例,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分析即可得出中日环境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这一结论具有代表性。环境合作的具体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即从功能合作到制度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环境合作平台的机能整合;通过制度的安排与设立,以及利用国际环境制度来促进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向纵深发展。     

论国际机制安全

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政治的某一领域中 ,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总体。国际制度构成国际机制的主体 ,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结果 ,是国际制度运行的平台。国际机制具有内生性、自我实施性、有限的有效性、层次性与广泛性、主客观统一性等特点。国际机制安全 ,是指国际机制保持相对稳定、完整 ,并公平、正义 ,健康发展的状态 ,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国际机制安全包括对已有国际机制的维护和新国际机制的创新两个层次。国际机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深远 ,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极为密切。     

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竞争与合作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人口和资源禀赋条件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在两国诸多的竞争领域中,服务业的竞争备受关注.中国在服务贸易总量上具有优势,但印度在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上的优势使其竞争力超过了中国.中印服务贸易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印度的歧视性制度和政策、两国文化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等制约了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合作发展;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渐趋密切的政治联系、优势互补和避免竞争损失的理性选择构成两国服务贸易的有利条件.两国应加强多边联合对话、加强两国服务贸易政策和制度制定的合作、构建互信互认机制、促进文化交流等,推进双方服务贸易合作发展.     

机制化生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抉择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的竞争趋势转为国际机制之争.国际机制成为各国国际战略选择必须考虑的重要国际性因素.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决定了中国应该适应国际机制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并适时承担国际机制主导国的角色.     

反垄断法国际执法合作应然取向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反垄断的域外管辖权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因而反垄断执法的国际合作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从反垄断执法的各国国情、反垄断案件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现行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出发,探讨了双边合作、区域性合作、多边合作,建立国际反垄断法典等主张的可行性,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发展中国家开展反垄断执法的国际合作时在国际立法与执法问题上应当坚持的立场。     

气候危机与大国博弈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至今，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的斗争已经历了30年，但全球气候治理还难言成功。一些国家间的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等因素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制约明显。美国等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危机愈加明显，国际气候合作越来越迫切。但是，国家间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对气候治理的拖累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为了持续推进碳减排并尽早实现碳中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必须彻底重塑其能源安全观和气候合作观，完善其气候战略，有效消除拖累国际气候合作的障碍。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竞争优势和区位优势是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驱动力量。在此驱动力量的推动下 ,国际制造业转移呈现出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推进 ,区域之间争夺制造业转移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等特点。国际制造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 ,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口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为其提供了以现有的能力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可能。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也可藉此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附于跨国公司。为了更多地利用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有利之处 ,促进产业成长和提高竞争力 ,应当在制度环境方面下功夫 ,需要打造一个面向国际的制造业发展平台。     

“双层次博弈”理论框架下的环境合作实质——以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为例

由于环境问题在不同国家间的高度关联性,纯粹的国内环境问题的探讨显然不能满足变化了的环境现实.环境合作是国际国内双层次博弈的结果,达成的合作协议不仅要被谈判对手所接受,也要被国内各利益集团所接受.本文运用双层次博弈理论把环境合作的国际压力同国内因素糅合在一起,在双层次博弈的框架下,对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以有助于把握国际环境合作的实质.     

垄断与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竞相在华发展无线电通信,垄断中国无线电通信市场。1921年中美无线电费德里合同签订后,英、日、丹麦等国随即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费德里合同非法竞争,引发国际博弈。各国依据条约权利、最惠国待遇与门户开放等诸多理由进行置辩,穷尽措辞而未获一致;不得已由美国无线电公司领衔,以南美无线电合作模式为蓝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中召集无线通信专家,形成专家建议书,由英、法、日成立联合体,与美方费德里项目并行共存,实现美欧和解。然而,日本坚持原有政策,要求费德里项目依据专家建议书加入联合体,美、日两国交涉无果而终。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的垄断与竞争关系。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

比较优势原则仍然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的原则。加入WTO之后，中国现实的选择是力争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中国具备成为现代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处在要素驱动转向投资、创新驱动阶段，“入世”与经济全球化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巨大机遇。短中期内，中国不具备成为研发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研发活动与服务业的发展应围绕提升制造能力而展开，以避免盲目性。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展迅速,并表现出如下特征:铁路、核电、电网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一轴两翼"的产能布局基本形成;初步形成多层次合作体系;合作平台、财税金融政策等支持措施持续跟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升级联动发展。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还面临诸多风险,要始终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统筹协调、内外兼顾的基本原则,根据总体标准、产能选择标准、东道国选择标准来选择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同时,要强化综合统筹协调,搭建产能合作平台,加大资金人才支持,积极防控投资风险,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外贸电子商务国际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中日渐通行的贸易手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成功经验，为中国外贸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借鉴。中国外贸企业，应针对国际环境及自身业务特点，借助国内外日益完善的法律、政策、服务、基础等支持，在合理规划电子商务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加强外贸系统各环节协作功能；强化网络营销策略，提高外贸企业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构建电子商务联盟，发挥联盟优势，以提升中国外贸企业电子商务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钻石十年”的构建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开创了"黄金十年",但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交流对象重点不突出、缺乏文化产业品牌等问题。为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钻石十年",应注重平衡发展,以东盟各国的发展实际为基础,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合作战略;注重文化品牌培育,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西南、华南省区的桥梁作用,以线带面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注重平台建设,搭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自主创新内在逻辑分析

知识产权的分布结构和禀赋差异决定着未来国际经济的格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由于其特殊属性和国际间制度差异,实施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目前中国推行的自主创新的战略必须要有制度上的充分支持,将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机制有效联结,才能在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以自有技术进步为基点的经济持续优化。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受到强烈冲击,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实现制造业回归。这一趋势的改变,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以"制造业工厂"著称的中国制造业也遭受严重冲击。通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Michaely竞争优势指数,出口市场占有率四个指标进行分析表明,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强,中低制造业和中高制造业表现较弱。低技术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所在,但由于受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近年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有所降低。新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应进行转变以巩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