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转型与重整：清代四种“经子关系”合论

广义的经子关系论,在经学定于一尊后就一直存在,但作为一个比较鲜明的学术问题,则主要是在明末到清代才特别彰显出来。王夫之原则上是一个“经正子邪”论者。傅山则比较激进地主张“经子一源”论,他甚至通过字义训诂的方式提出了“有子而后有经”的激进思想。黄宗羲本着“一本万殊”的学术主张,适当地肯定了诸子百家亦分有圣人之道的思想实际状态。章学诚与龚自珍二人,则在“六经皆史”的大框架下,提出了“经子一体”的思想主张。经子关系论,实际上间接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在由古典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重整自己民族知识谱系与精神结构的内在历史要求。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经、史显学,部次甲乙,向为中国学子所重。经史之发生、经史之异同及经史之关系,学界亦颇多述论。然论有时异,代不乏人。王东撰文《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对此再作辨彰。王文从经史发展双重线索的考察出发,亘古千秋,撮要发论,分别以一,从史附于经到经史分途;二、从经史分途到融经于史;三、从融经于史到“六经皆史”三节,对经史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宏观的整理,并进而分析了这种发展演变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

"六经皆史"是宋代以来理学与史学相互碰撞的理论产物。程朱理学认为,六经承载着天理,而史学则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形下之器,它与六经相比,不值得重视。作为对理学家"经以载道"及"经先史后"论的回应,宋明史学家提出,六经只是三代之史,因而不仅仅六经,广义的史学都承载着天理。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彻底打破了六经对天理的垄断,赋予了史学以同样的达道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六经皆史"却被严重地"误读",它不仅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而且还被赋予了反封建主义的"先进"意义。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尊经抑子，经子兼综——王船山的经子关系思想探论

广义的经子关系论,在经学定于一尊后就一直存在,但作为一个比较鲜明的学术问题,则在明末到清代才凸显出来。在明清“经正子邪”“经子一源”“经子一体”等经子关系多元架构之中,王船山以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强烈使命感,站在尊经抑子的经学基础主义立场上遍注群经,成为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继朱熹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王船山虽然认为经学与老庄、浮屠、申韩等异端曲学之间“壁立万仞,一毫也不假借”,但却对“见瑕复道”的子学研究投入了极大精力,予以批判吸收,表现出经子兼综的博大气象。王船山“斟酌群心,徐喻至理”的经子诠释理论,开启了近世子学作为经学附庸而终成“大国”的先河,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由古典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重塑民族知识谱系与精神结构的内在历史要求。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暴鸿昌把章学诚纳入浙东学派，清末已有人肇其端。①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皆倡率此说，名家之论，后人鲜有异辞。迄于今日，将章学诚目为浙东学派，似乎已成定论。近检《章学诚遗书》，疑义渐生，章氏学术一无浙东先哲之风范，二无其遗意，奈...     

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整全性与精神性看近现代中国文论的源流

在当代“后理论”语境下,从文论的视角,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放在中西“精神谱系”或“学术源流”的脉络上来加以考察,可见前现代时期即中国近现代文论发轫期之精神谱系的整全性、精神性。《文史通义》对“道”之“三人居室”特性的解释与“道器合一”的整全性追求,对“史德”与“文德”相辉映的“纵横之辞”的回溯,对“易”“气”“理”“情”“性”等生生之精神的提炼与重振,为近现代中国文论史与学术精神史的续写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史通义》释"下学上达"疏证--兼论章学诚与朱熹、王阳明学术思想之关系

章学诚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 ,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归于浙东学派。他所梳理出来的浙东学派源自陆九渊、王阳明 ,经晚明刘宗周 ( 戢艹 山 )传至清初黄宗羲 (梨洲 ) ,梨洲下开万氏弟兄 (斯大 ,斯同 )、全祖望 (木射山 )的经史之学。这与他在 1777年所作的《朱、陆》篇勾勒出来的朱子的学术谱系形成了一种对衬。从学术史来看 ,这两个谱系中 ,宋代有朱(熹 )、陆 (九渊 ) ,清初有顾 (亭林 )、黄 (梨洲 ) ,至清中叶则隐含为戴 (东原 )、章 (实斋 ) ,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表现出章氏本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自负。而在乾嘉考证之学盛行时 ,章学诚在…     

退而更化:历史传统的重建——试论国学复兴应以“读史”为中心

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是在社会急速发展导致价值观缺失前提下的一次文化上的自我救赎.全社会都有意无意参加到这次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读经”一度成为国学复兴的核心手段,本文拟从国学体系的分析,进而分析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借助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指出国学复兴中,应该以“读史”为核心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并指出恢复史学传统,借助读史能有效地推动国学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和历史感的建立有着莫大好处.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