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人力资本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设计计量模型并构造相关的指标变量,实证检验人力资本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东部地区表现为人力资本的配置不足;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无法有效吸纳人力资本储备,因而造成该地区人力资本配置过度的局面.二是在东部地区,适度的人力资本不足反而有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是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配置过度阻碍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针对实证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政府要统筹全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促进劳动力有效转移,提高全国人力资本的配置水平,引导人力资本流向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物流业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PVAR模型,利用2006—201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港澳台除外）,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物流业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未实现良性互动关系,物流业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在受到对方变量冲击时均产生正向效应,物流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具有时滞性;3个变量皆易受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并保持稳定状态。由此,在加强物流业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要发挥物流业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助力区域经济价值链升级。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19年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综试区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研究。结论表明：第一,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第二,中西部地区综试区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综试区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论对东部还是中西部,综试区均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非国有经济占比提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实现路径。     

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研究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安徽省17个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截面加权估计,得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安徽省三次产业的贡献度不同,对第二产业的贡献度大于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度大于第一产业。与进口贸易相比,出口贸易对安徽省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更大。     

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不足是当前中国民生类公共服务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政府规模和竞争等因素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GDP为基础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引致的政府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增长效应明显的经济建设领域,明显挤压了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此外,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制度等也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比重的提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供需失衡的调节效应

中国当下存在着供需失衡,即高质量产品及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引起高端消费购买力的外流,进而削弱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基于此,可选取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实证验证供需失衡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供需失衡发挥着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即供需失衡削弱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从供需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在于供给端,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不仅可以满足居民高层次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有效发挥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后的庞大的购买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地方税体系影响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地方税体系改革是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确保在改革地方税体系的同时又能正确引导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改革方向选择中应予以重点考虑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4年我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地方税收入与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出发,我国当前地方税体系改革,应着力调整优化地方税制结构,在保障和提高地方组织收入能力同时,构建一套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     

产业结构升级劳动要素再配置效应检验——以天津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激发"结构红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动态偏离份额模型的分析,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对天津产业结构变动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劳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较小,原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较强。要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改革当前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以释放结构红利。     

技术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效应还是规模效应——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利用2007—2020年地区专利数据和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技术结构二重属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专业性和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分别表现出“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并呈现出规模效应要通过质量效应提升经济效益的作用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提升技术专业性和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纽带,此外,技术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特征下的表现也有所差异。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面临技术路径的选择,在地方技术领域的选择过程中,应逐步摒弃对技术规模效应过分依赖的认识局限,综合规模与质量的双重属性来衡量技术结构发展的路径问题;同时,应充分考虑发挥技术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协同。在持续优化技术结构的过程中,则要进一步调整好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资源过分集中或者是盲目竞争的局面。     

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研究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循环累积效应且形成了良性互动,但二者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协调关系还有待加强;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3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农民创业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农民创业活动的增加会抑制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数字化。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创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净效应均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支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支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证

经济发展是时代主题,研究经济发展就必须研究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即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关键,构建顺畅的传导机制,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充分发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福建省的产业结构现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进行简要分析,剖析了福建省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方面存在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Tobit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推动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地区需积极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有效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高其产业结构层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主动选择性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碳金融交易机制的助推——基于欧盟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沿袭了"先污染,再治理"的粗放型模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传统重工业产业,而过度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必然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欧盟作为世界上碳金融交易机制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验数据表明碳金融交易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发现功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碳金融交易机制可以较好地利用市场手段引导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并最终影响社会的产业结构布局。因此,尽早构建完善的碳金融交易机制,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实现中国2010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减排承诺。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消费差距是中国城乡贫富差别的突出问题之一,文章在阐述1978年以来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应用30个省份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距估计,对影响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偏大且存在区域差异,比较参数估计结果后发现,人均GDP的增长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也有着积极作用,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与消费比呈正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加剧城乡消费差距。最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