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人类史

动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作用在史学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军事史和经济史家虽然重视动物,却体现了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近20年来的动物史研究转向整体史角度的动物-人类关系史。一些哲学家也指出动物与人类之间界线并非绝对清晰,挑战了传统学界对动物的认知,文化史家逐渐接受这一立场,发展出动物研究的历史学。当前的动物-人类史学界存在三个焦点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得动物经验、动物是否具有能动性、人类是否只是再现动物而简单将其作为象征来研究。当代动物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方向,如动物与人类在战争中共享历史、动物的情感史,以及从公共历史和遗产研究角度重新思考动物史等。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

本文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和学科定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者将“人类生态系统”视作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据此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新的界定,对环境史进行了新定义。文章对环境史与相邻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辨析,指出:环境史将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进行历史考察,从人的文化和生物双重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动物的福利，我们还能忽视多久？

绿色不仅仅是思想和哲学,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工厂式密集饲养动物,娱乐和科研中广泛使用动物等现象的出现,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环境史研究：历史视角与“环境基座”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主线,并将环境作为历史舞台、地理依托进入历史,将能看到历史的演变,不再只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而是在“环境基座”上有更为丰富多彩的样态.在全球环境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环境史研究将为人类发展“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与动物关系的法学探讨

谈及人与物的关系,孟子和荀子主张“仁民爱物;”明代哲学家王守仁说:“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人类和万物是自然而然的产物,作为宇宙生命的整体,则是同根同源;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环境法的迅速发展,人与动物的关系又重新提到了一个新的日程上。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每个学者各抒己见,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本文从权利、权利主体、价值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希望对厘清人与动物的关系有所引玉之效。     

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探析

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动物转向”相呼应,生态戏剧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跨物种表演”问题.该问题并非单纯涉及动物行为的表演,而是在动物批评研究的影响下,探讨戏剧媒介如何发挥其生态批评的功能.近十年来,生态戏剧领域的学者们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意义重大.     

动物福利法溯源

通过追溯人类为动物立法的历史渊源可知,19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把对动物的同情转变为公共事务,进而通过制定法律,促进社会变革的实现。综观为动物福利立法的历史,这不只是一段法律的历史,也是观念的变迁史,是人类道德意识的扩展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道德视野和道德关切不断扩展,人类对为动物立法的观念的认识也不断走向深化。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研究环境史?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     

疾病地理史学:疾病史的地理空间解析

疾病与人类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疾病史研究也因为疾病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而逐渐备受关注。疾病地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疾病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尝试从地理空间角度对疾病史进行阐释。而不同地方因其地域差异产生所谓地方病,在与这种病菌抗争过程中,宿主逐渐对其产生免疫抗体,从而形成疾病的静态形式。而疾病一旦传入异地,带给没有免疫力的宿主时,就会演变成传染病。疾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静态形式和动态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疾病史研究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     

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

人类历史是结构限制下行动者的行动史。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时代主题、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关键事件和担纲者，提供了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明清史研究中“他者”文献的史料价值——以李朝文献所载清开国史料为例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明清历史研究中仅靠中国文献解读中国问题,无疑显得偏颇,没有"他者"就无法认清"自我"。但是,时至今日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对"他者"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清代官书对清开国史事的隐晦与塑造、李朝文献中对清官书隐晦史事的记录、李朝文献中清官书未载的开国史事,这些都是相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和观照视角。然而,"他者"史料中李朝文献对研究明清史价值之所在,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提炼。李朝文献中不仅保留大量明清时期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史事,也提供了"他者"文献与中国文献相互比对的可能,从而为纠正以往完全以中国"自我"文献为中心研究明清史的范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

目前,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若干认识误区,这对环境史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必须加以纠正.环境史并非完全等同于环境变迁吏,学者们需在学理上突破历史地理的藩篱,拓展研究领域并转换视角.环境史也不能与环境保护史混为一谈,我们不应持有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要努力规避衰败论的认知与叙述模式.环境史学与传统史学间也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应理清环境史学与传统史学间的关系.环境史重视环境在人类演进历程中的作用,但也绝不忽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诗史之际:《台湾诗乘》的文体间性与递嬗之世的士人心史

《台湾诗乘》是连横所编撰的台湾诗歌史,有开创之功。从文体而言,《诗乘》介于诗歌史与诗话之间,具有文体间性。《诗乘》延续了连横此前为家邦著史、保存文献的理想,它从文献搜集、补史之阙等角度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但它也并非《通史》等史传的附庸,而是有自身的诗史传统,它延续了杜诗记载社会情状、以诗寓微言大义并深蕴历史求真精神于其中的诗史传统。《诗乘》的文体间性让它在诗学标准与史学标准之间产生龃龉,背后的原因在于诗歌本身就具有历史难以取代的功能,即记录人物心态,同时起着维系世道人心的诗教功能,因而《诗乘》有心史的性质。生成于递嬗之世这一特定历史语境的《诗乘》,也续接了诗教的变风变雅传统,寓连横等台湾士大夫的政治归属、历史大义与心态情致等于其间。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