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序次Logistic回归,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及以数字反哺为表现的家庭支持对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效果.数字反哺效果可分为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研究发现:低龄(60-65岁)、居住在城市、社会经济地位高、认知和记忆能力强等因素正向激励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子女的数字反哺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影响不同;如果亲子见面联系频繁,将促进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增加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缩小数字鸿沟;如果亲子存在照料关系或亲子同住,将增加数字反哺的代理效应,扩大数字鸿沟.因此,政策制定与执行应兼顾不同群体需要,提供"适老化"通道,为老年人选择数字与非数字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金融素养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金融素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与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升工作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增加劳动供给;第三,初级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别不大的正向影响。促就业需要重视金融素养的作用,提高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就业状况。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逆向反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OLS模型,从实证层面分析了“逆向反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孙子女的“逆向反哺”行为,均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通过改变自变量数据类型,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与自选择偏误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分位数回归表明,“逆向反哺”的两个维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呈“线性下降型”发展趋势。异质性检验显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男性、居住在城镇、独居以及60～79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效果更明显,而为孙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对老年女性、居住在城镇、与子女同住以及60～79岁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另外,社会交往情况在“逆向反哺”和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倡导“老有所为”的积极老龄化政策,适当鼓励老年人的“逆向反哺”行为、在社区内成立多功能托护中心充分发挥“老有所养”与“幼有所育”的综合作用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方面的作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收入并降低了工作强度进而提升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也为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互联网与老年人力资源供给——来自CFPS 2018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互联网显著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PSM方法再估计以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对于我国城市老年人群体,互联网的"替代效应"大于"信息效应""学习效应",因此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高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群体再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有效促进中国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缓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现实意义.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英国青年就业新政的政策路径、制度设计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提升可雇佣能力为导向

面对严峻的青年就业形势,国家主要采取需求管理的方式扩大就业。但从青年群体和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与就业的持续性考虑,就业促进重心应转向提升青年可雇佣能力。英国青年就业新政实现了其就业促进由劳动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政策理念与思路、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构建和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社会基本文明的体现,老年人的长期照料服务问题需要国家从制度层面予以安排。基于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慰藉和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意愿,构建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应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照料内容、照料方式、照料管理、照料技术、照料文化等制度要素进行整合,并寻求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递送的有效实现路径:应树立政府在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领域的主导责任,通过多种措施搭建和巩固长期照料服务平台;保证社会各方在规范、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良性发展,切实为老年人提供多样的长期照料服务;大力培育老龄服务市场,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照料资源的规模化整合和老龄服务的产业化,达到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的常态化供给。     

以加快发展分享经济释放我国经济新动能

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扩展了资源分享的范围及效率,激活了广泛分布于个人及组织的海量冗余资源,而分享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促进增量资源供给模式的变化,其结果将有助于缓和个人之间财富占有分化的矛盾,有助于化解大企业及事业单位与中小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占有方面不平衡的矛盾,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规范和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     

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吗?

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抑郁是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2018),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网络支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经常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朋友网络支持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其家庭网络的促进作用,但在使用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仍是家庭网络,朋友网络支持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道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大学生实证分析

文章以暨南大学在校学生为研究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N=302）,集中探讨了大学生的第二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使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出生地对大学生上网时间有正面的显著影响。即城市的大学生上网时间比非城市的大学生要多,学历虽然对大学生有显著影响,但却是负面的．即学历越低的大学生上网时间越长。而互联网使用满足需求动机对大学生学习、工作相关的互联网使用指数有正面的显著影响。特别的是,互联网使用中的情感因素（对互联网的态度、网络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互联网使用水平（包括上网时间和与学习、工作相关的互联网使用指数）都能产生正面的显著性影响。     

英国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的政策演进、特征及启示

英国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的系列政策,实现了就业促进向供给面管理的转型和技能提升的战略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政策演进、特征及具体实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从青年群体和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与就业的持续性考虑,我国就业促进政策的重心应转向提升青年就业能力。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途径

我们将2005年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受税改影响群体的劳动供给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受税改影响群体劳动供给的净工资弹性约为0.344,已婚男性受税改影响群体劳动供给没有弹性;所得税制度改革导致已婚女性受税改影响群体劳动供给增加1.12%,劳动供给的增加完全是由就业率上升引起的。     

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与行为选择

农村青年帮助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够起到促进村庄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作用。乡村家庭的数字反哺存在维护经济利益、重组家庭政治以及开展日常生活等三重合作基础。数字反哺的代际行为表现出数字技术学习注重实用性、沟通传授中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并重、隔代反哺以及反哺时间集中在节假日等特点。调动家庭内部资源进行数字反哺是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家庭策略之一,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和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乡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初步提高,既有利于他们融入数字社会,也可以使青年人担当起代际责任。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