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刍议

早期国家结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多,众多涉及早期国家的文章往往对国家结构认识不清,或未作深入思考.目前,对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奴隶制国家说;城邦和城邦联盟说;夏商周异构说;万邦说;联邦和邦联说.以下将一些学者这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分析,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广泛注意,并请方家对文中的观点予以指正.     

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近代以来建构的所谓"纯文学"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不仅导致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日益贫乏化,而且也引发了本领域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古今、中西价值取向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对于中国文论的完整叙事,从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问方式乃至解决方法,既是"中国式"的,又是中西视域融合的。因此,回归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性意义世界,是文论早期形态问题意识产生的思想土壤,而观念史和思想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则是本领域未来研究中值得展望的方向。     

再疆域时空的文化形态与旧体诗创作特征--以东北沦陷时期《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1931—1945年14年间,东北三省（包括东蒙地区）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之地。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扶植的伪满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文化机构与报刊,对东北沦陷区实施了文化再疆域的殖民手段。在这样的再疆域时空中,文学形态呈现出两种维度：一是通过隐忍、委婉的方式表达抗争的精神;二是在殖民者操控中以“服务战争”、宣扬“东亚共荣”与“中日亲善”为目的的献纳之作。通过对《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以及沦陷区的文化形态、诗人气质与旧体诗创作的考察,旨在说明东北沦陷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在被压迫与被殖民的境遇中,并没有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失去生命的气息,在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中,日本侵略者意欲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再疆域企图并没有取得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酋邦轮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

学者对于五帝时代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以社会人类学的酋邦概念来重新审视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可知五帝时代应该是中国酋邦轮回时代史迹的历史沉淀。酋邦轮回是中国酋邦时期即五帝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因此酋邦轮回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要道路;酋邦轮回的结束,酋邦宗主权世代固定在某一氏族内部传承并为其它酋邦所承认,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论古代边疆民族与疆域研究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国家与疆域,应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一体结构大小及所管辖的民族、疆域的实际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论述为依据,树立在民族、国家与疆域研究中的同一性史观。在研究中应分清一体内的中外与一体外的中外的不同,在认识上力求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与民族、疆域的统一。     

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

夏朝建立在古河济之间。其建立的途径,是夏后氏首领大禹通过率领在此地区居住的众多族邦治理洪水,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以至最终发展成为君临在众邦头上的专制国家的君主。夏代国家实际就是一个大邦统治下的众邦的联合体。所谓夏人,即是包括夏后氏在内的这些族邦的部民。夏代最主要的国家制度:一是夏后氏一家的家天下继承制度,一是为分别众族邦亲疏远近而设立的内外服制度。夏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同样具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国家出现应具备的两个标准:一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由于构成夏朝地区组织的各个族邦依然是一些血缘组织,因此我们只能视夏朝为一个早期国家。     

家户制与家户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一个解释框架

家户制是传统中国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其内涵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及以户籍为标志的国家责任.从基础性制度着眼,中国是典型的家户国家,并由此形成其国家特性,表现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支配.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和政府权力的介入,典型意义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家户制并不会被完全取代,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并成为影响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寻夏记：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夏的存续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意义,如同中原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可谓文明之始、文化之源、历史之端。从时间轴来看,夏为“三代”之首;从空间轴来看,夏为天下之中。这些核心因素充分证明了加强中原历史文明源流考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破除当前夏文化研究迷雾及中西文明之辩的关键。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真理之光。今后,需要在系统挖掘中原历史巨大宝库的基础上构建中原学历史文化谱系,进而探究既符合具体实际又体现共同规律的体系性认识,以中原话语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文学语言变革与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肇始于语言变革的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因此,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与新的语言载体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决定了早期乡土小说的体裁选择,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确立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议论风格及悲剧模式.同时,在以现代性和科学性为追求的语言实践中,早期乡土小说作者摒弃旧式文人叙事中自我把玩的文字和技巧,吸收、借鉴中外小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和观念,从而创立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论“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以今东北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在近代以前呈现着渔猎耕牧交汇或兼备的四大经济形态,并与华夏、东胡、濊貊、肃慎四大族系相对应。纵而言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缔造的核心力量多次集中在这里孕育呈现:从商朝南下到五胡乱华、从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北朝到辽金两朝开拓中原,再到元、清两朝分别统一中国全部陆疆与中国整个陆海疆,大凡开局与收关的重头戏,都在这个舞台上登场。推究其深层原因,则与该区域塑造的经济生产方式、军政体制与文化性格息息相关,辽东历史上诸政权之统治民族正是凭借其尚武崇文的军政体制、勇于融合异族的民族政策、开放进取的文化心态,开疆拓土,统一辽东乃至最终底定中国。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角色观念与军控合作——基于国家角色观念理论对中国参与国际军控合作的再审视

以冷战期间三个不同时期(1972—1977年、1978—1983年、1984—1988年)作为案例,研究分析国家角色观念与中国参与国际军控合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决策者对于"发展者"、"合作伙伴/开放者"、"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者"角色的认识变化与中国参与国际军控合作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角色认知与中国参与军控合作的相关性较弱。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当军控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时,国家角色观念能够对中国的参与程度施加显著影响;而当军控议题不涉及中国核心安全利益时,国家角色观念的影响非常小。与此同时,国家角色观念具有稳定性的命题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