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理论逻辑、困境及路径优化

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有利于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构建的逻辑关联、多重逻辑、动力生成和应然状态对其理论逻辑作出分析。研究发现,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存在政策保障不充分、参与发展动力不足、协同参与平台缺乏以及机制构建环境不契合等方面困境。因此,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需要完善创业帮扶政策,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力量,拓展多方主体参与机制;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提升参与主体动力机制;增强乡村环境契合,促进参与乡村治理机制。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中国网络慈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主体慈善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慈善悄然兴起。根据网络慈善发起主体特征等差异,可将中国网络慈善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和“慈善组织主导型”。这三种网络慈善模式的动力机制、筹资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及信任机制等运行机制具有差异性。针对三种网络慈善运作模式的特性,通过“构建制度信任”、“建立激励机制”和推进“社会结构发展”来构建相应的长效生发模型。     

新内生发展理论下家庭农场内生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新内生发展理论对于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在现阶段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下，家庭农场处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小农户和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内生与外生发展相互交织的发展特性。围绕“激活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巩固内生发展成果”的理论机理，构建了“资源—参与—响应—反馈—认同”的内生动力模型。在总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和发达国家农业生产主体内生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农场的内生发展要立足本地文化特色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利用组织化和数字技术手段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及增强利益相关主体的认同感巩固内生发展成果等路径。     

西部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协同机制

生态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举措,是落实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依托。西部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包括马克思生态观、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通过建立正反导向的“三方协同体”,构建西部乡村生态振兴机制。政府层面通过生态非正式制度衔接生态制度,以制度效力保障生态产业化和激励村民生态行为;产业层面通过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满足大众生态需求并形成生态产业化以促进乡村生态振兴;村民层面通过培育生态公民和践行生态行为,以使村民参与生态产业化和反馈生态制度修正。最后提出规划先行与政策保障、要素升级与市场对接、理念交融与组织建立三大层面的可行性路径,以期推动西部乡村生态振兴并贡献有益经验。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治理网络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是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又是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向.参与的发生依赖于关系纽带的连接:个体层面依赖于感情纽带,组织层面依赖于职能纽带,社会层面依赖于责任纽带.参与的类型包括自发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自发型参与源于微观层面的感情纽带,表现为危机管理中的自组织现象;引导型参与是在责任纽带或职能纽带的作用下产生的,是由组织载体和明确目标引导驱动的.参与的类型影响着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诉求导向、运行过程和动力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演化轨迹和转型模式.自发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内部的合作,一般经历“生成→扩展→进化”三个阶段,由于进化方式的不同,或者解体,或者改组;引导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之间的协调,其演化轨迹就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危机管理系统构建合作网络,从而消化异质、处理噪音、纠正偏离的过程.     

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社会创业作为社会价值优先并兼具市场化运营的创业方式,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创业行动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大幅增进了整体社会福利和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创业的比较优势,商业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新创社会企业等乡村振兴主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着眼补齐或增强乡村社会(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乡村经济价值获取能力,遵循不同路径开展乡村社会创业行动。未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应注重鼓励多元乡村创新模式,推动乡村制度完善;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鼓励乡村市场开发;加强乡村社会创业顶层设计,构建合法性机制。.     

以利益共享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个案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K村为例

本文关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转段关键阶段的关键问题,要如何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对广东省连州市K村的个案挖掘,深入了解其“大村一业、小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中利益共享机制的运行现状、特点、优势、不足,探究可供借鉴参考的经验做法,为下一步更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资源贫乏型乡村产业发展的演化机制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推动资源贫乏型乡村实现产业兴旺，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从袁家村的发展实践出发，可以提炼出资源贫乏型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的演化机制：在初创期，发现乡村隐形资源，通过社会关系汇聚资源并借助社会信任调动资源，建立社会资本共建机制，打造产业发展起点；在扩张期，深挖现有资源，借助资源重组和资源拼凑策略，建立多元合作共治机制，推动产业规模壮大；在成熟期，吸引增量资源，通过交叉持股打造利益共同体并借助三次分配平抑收入差距，建立股份合作共享机制，推动产业从扩张走向成熟。这一解释不仅为资源贫乏型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从理论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

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文化动力以独特的社会特性,使当代乡村的传统性得以保留、现代性得以丰富、未来图景可以期待,为乡村振兴夯实精神思想动力,筑牢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美好生活动力并赋予生产结构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围绕"乡土性"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所构成的乡土文化,在"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两种"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中的表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折射和思想书写,创造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范式,充分释放出文化在守护乡村历史传续、回归乡村精神故乡、塑造乡村生活图景和促进乡村均衡发展方面的导向作用,并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创新之路。     

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的组织性质及发展

就业帮扶车间是以发展乡村产业、扩大村集体规模经济、实现农村弱势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进入转型过渡期,帮扶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明确其组织性质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社会企业理论,抽取“价值、目标、路径、利益相关方”四个特征维度和“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建构分析框架,对就业帮扶车间组织性质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帮扶车间符合社会企业基本定义及特征,可识别为一种社会企业。在此基础上,相比市场-社会行动逻辑“双轮驱动”的传统社会企业模式,帮扶车间因政府行动逻辑的嵌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混合逻辑特征,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持续有效合作。基于此,就业帮扶车间可进一步被定性为“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从组织性质出发,针对帮扶车间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尝试通过动态调整三重逻辑关系、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强化其社会企业身份合法性等途径加以解决。     

生态振兴视域下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线的制定,呈现“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演进逻辑。从韧性发展理论来看,增强生态韧性对提升脱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促进脱贫乡村韧性发展的方式,能够推动脱贫乡村更好、更快地进入乡村生态振兴的新阶段。在苏北地区脱贫乡村案例中,江苏省各级政府针对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不同的功能,从统筹、落实、建设、参与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获得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和良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可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建设绿色共富的韧性乡村、激发合作自治的内生动力、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提升脱贫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