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文库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考论

中晚明王学之鼎盛时期,以朱子为宗的闽学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朱王之辨"成为闽地诸儒最关注的学术话题。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乃晚明闽南同安人黄文炤所著,是最早完整梳理明代闽学脉络的著作,并对朱王之辨有详细论述。由于清初尊朱黜王的影响,明代闽学诸儒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道南源委》等著作中皆被塑造成朱子学的纯粹拥戴者,成为抵制王学的典范,而黄文炤的著作在编撰宗旨上则呈现了与清代理学家不一致的思想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羽翼与转化：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

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与传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一方面它关乎关学的建构与生成，另一方面亦事关朱子学多面性的展示。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历经金元的宗守与低沉、明代前中期的中兴和补正、晚明清初的萎靡和会通、清代中后期至民国的鼎盛和终结，呈现出朱子学接受和传播的“关中模式”:一是主导关中地区的学术形态，与全国的学术思潮保持同步；二是由会通朱王渐趋向恪守朱子、驳斥陆王转进，趋于保守。三是归属理学主敬派而非经世派。这种模式所映射出的关学与朱子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的闽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朱子学实现自我的重构和完善，将朱子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朱子学的学术面向。     

东林学派和晚明朱学的复兴

<正> 一、东林学派是晚明朱学复兴的代表随着晚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王学空虚误国本质的暴露,王学阵营中某些有志之士,开始由空虚转向“务实”,出现了朱学复兴的新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是以东林学派为起点和代表的。明朝末年,张居正社会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既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固有矛盾,又有市民阶层和封建势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李贽美学思想的近代倾向

在风靡一时的晚明浪漫思潮中,李贽堪称搴?前驱的主将,他的出身、环境和经历使之有可能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到新的时代脉搏,站在新旧思想交战的最前沿.李贽在四十岁时开始研究王学,以为“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继之又结识了王畿和罗汝芳,并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转而服膺泰州学派.不过他主要是从王守仁“满街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陈居渊晚清的学术领域，虽然今文经学风靡一时成为学术主潮，但儒学各派的发展却没有停滞，如以讲究内省修身为特点的理学复兴和以考据为主体的汉学仍居于正统地位，又如主张融通汉学与宋学的汉宋兼采之学也相当活跃。然而面对１９世纪中...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

以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为切入点 ,探讨在明代专制统治下 ,王学产生后 ,明皇室对其由禁止、怀疑、审视到利用的历史过程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从师心到师心与师古兼重——从王学角度看袁中道对公安派理论的矫正

随着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激进思想的日渐衰弱,晚明狂放的社会思潮渐趋消沉,整个社会进入到反思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乘王学流弊而起的以东林学人为代表的王学修正运动,他们融汇朱、王,提倡心体与功夫、良知与格物并重。受此影响,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袁中道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早年倾慕泰州学派与李贽的狂放之学转向注重功夫的江右王学。与之相适应的是,袁中道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从早期反对复古,到后期弥合复古与性灵,直接启发和影响了之后的竟陵派。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