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外位性”“复调”“互文本”“狂欢”:巴赫金的文学审美生成

本文从“外位性”“复调”和“互文本”三个关键词来分析巴赫金对文学审美生成的认识。巴赫金认为只有居于外在地位的立场,才能使审美事件不沦为“认识事件”“伦理事件”和“宗教事件”;只有让作品中人物发出和作者同等重要的声音,才会形成“复调”的“大型对话”而非“独白”式的传声筒;只有意识到每一个表述都不是孤立的表述,才能形成双向的“理解”而非单向的“解释”。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

文学表现中的“诗性”是文学现代性和审美性最为重要的标志 ,引起了诗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但有用一般人性去代替和解释“诗性”的哲学化倾向。如果从自然、未知域和语言三个方面来考察文学“诗性”的存在和表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文学的“诗性”是与人的创造相互对象化的审美过程和结果 ,它以先验自在的形态等待着人们去“融入”、“寻找”和“发现”。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策略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视野涉及到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阐释活动的多个层面、多种因素,其将阐释者的立场和介入吸纳到文本阅读与阐释的关键环节,从而呈现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魅力。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所有文本几乎都来自过去,但却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重建和意义的不断参与和呈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阐释,强调了文学文本参与和构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文本阐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在文学审美魅力的掩饰之下,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     

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研究范式新议

随着民族文学的崛起,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民族文学民族性倾向于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导致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文化简单对接,并误导了民族作家的伪民族文化写作。民族文学民族性研究应从文本本身出发,民族性是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或气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生成民族性,需以作品为中心,讨论文化的各层面进入文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在作品中的功能和意义。     

李梦阳的文学复古与文化人格

明中叶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以“格调说”为核心,以汉魏盛唐为目标,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将诗文创作引入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以其近乎“狂”“狷”、高扬自我和个性自由的文化人格为底蕴的;但由于李梦阳的文化人格还远未达到主体真正自立和个性真正自由的境地,因此,文学复古运动只能是对儒家诗学的重倡和回归,对中明诗歌的振兴也很有限。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的实质和走向之所以具有矛盾性,原因就在于这种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从正面说,是主体精神的高扬和释放;从反面说,又是对主体精神的限制和禁锢。而李何论争,体现的也正是这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与未曾彻底解放的拘执理念之间的矛盾。     

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的学术领域,如何在目前已有的成果基础上深入研究,是目前面临的重要的课题。要以开放的态度,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对海外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华文文学的诗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将它同本土华文文学作比较,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性的阐释,认识、探讨其普遍的文学规律,追求全球范围内华文文学作者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建立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汉语诗学,而“身份”批评是我们切入研究极为重要的角度     

文化诗学刍议

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 ,即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从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 ,其要点是 :一曰“内外” ,即阐释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二曰“中西” ,即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契合点与生长点 ;三曰“古今” ,即文史互动 ,今古互动 ,使文学文本具有历史的与当代的双重意义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的主体性

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可以看成是一次人的观念的革命,“人是理性的动物”被“人是语言的动物”的观念取代了,人成了一个有待经过语言读解的文本。不过,人毕竟不是纯语言结构的“文本”。尽管人不是世界的唯一主体,但在文学中,人不仅是表现的中心,也是文本的创造者。一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文学研究应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多、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是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简言之,就是肯定文学体现…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文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论80年代末先锋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

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转型”、“语言意识的觉醒”、“‘形式’的独立”三个方面 ,考察了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认为其所持“反对非审美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以此还原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 ,有助于维护和伸张文学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使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体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双重觉醒 ;但先锋作家试图完全排除文学的社会性 ,只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本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