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考古学通论》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以“元代也迷里古城遗址考古”为例

《考古学通论》课程是高校面向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等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在对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具体考古遗存概况的讲授过程中,可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课程思政内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把握考古学精神,理解文明的进程,加强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本文以“元代也迷里古城遗址考古”一节内容为例,明确课程的专业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全面系统了解也迷里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的成果,掌握考古发掘的方法和原则,认识朝代更迭、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思政育人的目标是通过讲述元代重视城市建设,分析其对于农耕定居生活的认同和重视,促进了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城市布局体现了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唐宋以来中原典型建城理念,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认同;窝阔台汗时期,重用耶律楚材,推行“以儒治国”思想和创办国子学,其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民族基因与文化认同的表现;建立“汉军万户”制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迷里古城及周边元朝遗址中大量青花瓷片的出土,说明了元朝西域百姓对于青花瓷的喜爱,是中华民族具有的共同文化记忆与审美情趣的表现。由此将考古学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     

雷州石狗:洒落在人间的“兵马俑”

雷州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雷州半岛,依然屹立着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化的雷神像——石狗。雷州石狗堪称世界一绝,石狗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精华,素有"南方兵马俑"之称。     

雷州石狗:洒落在人间的“兵马俑”

雷州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雷州半岛,依然屹立着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化的雷神像——石狗。雷州石狗堪称世界一绝,石狗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精华,素有"南方兵马俑"之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藏传佛教中国化

历史上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中原王朝对藏地治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藏地佛教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的,是以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维护国家统一为主要表现的。今天藏传佛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关键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与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相适应的宗教思想道德和组织制度体系;把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植入教义阐释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地理分布与历史记忆

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在马援南征所路过之地.伏波祭祀圈的形成,表明了人们对马援南征的集体记忆,以及对他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方面的历史功绩之肯定.伏波神祭祀圈的存在有助于加强华夏文明对边疆地区的凝聚力.     

试论元朝的建立对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蒙古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帝国，标志着蒙古民族的初步形成。但是蒙古帝国是一个以分散的流动的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的草原国家，这决定了蒙古帝国政权的不稳定，很容易像匈奴、突厥等游牧国家那样瓦解，这对刚刚形成的蒙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而以稳定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元朝的建立，不仅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为之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丰富了蒙古民族的内涵。元朝的建立对蒙古民族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我国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就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他们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更是得助于中原又化的支撑，他们依靠游牧文化打天下，而利用中原文化治天下，客观上促进了现今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农牧文化的结合、中国古代农牧民族的碰撞；是推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最根本的历史原动力。     

回到遥远的元朝

统治中国近百年的元朝帝国，曾经以摧枯拉朽这势横扫中原、西亚、东欧……当一代超级帝国以定都在都（今北京），便进入一番不波大众所知晓的历史时代。在学校的课本里，元朝除了杂剧代表人物关汉卿、大科学家郭守敬、黄道婆、西藏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寻常人对那段蒙古族统治的历史却知之寥寥。而今有这样的两本书：《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给当今读者一个更为清晰的历史轮廊。同时，更证明由蒙古族创立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一个伟大民族和它所缔造的伟大帝国，引人遐思。     

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以北族记忆中的匈奴为例

本文从草原政权是否有类似中国定居社会的正统观念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索草原政权对于之前政治体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匈奴为个案所作的分析,证明草原政权也有丰富的历史记忆,只是构建合法性所依赖的历史记忆与华夏文明非常不同.由此进一步对草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特殊模式做一点探索.     

元代的边疆经济开发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经过长久的历史发展和各兄弟民族的长期努力共同缔造的。 元朝在建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往比较落后。元朝政府把民     

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

高克恭是元朝前期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但研究尚嫌不足,许多事迹不甚清楚。高克恭的政治生涯和艺术事业,与以杭州士人群体为中心的江南人文环境,特别是与周密、赵孟頫等人影响有很深的关系。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诗书画创作趋向,都生动地反映了元朝多民族文化和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他和赵孟頫的友谊,是这一交流活动的重要标志。     

论成吉思汗对西域的统一管辖

元朝时期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是探索我国历朝管辖治理西域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对该地的统一和管辖进程,更具有开创性质和重大意义,故理应得到关注和重视。以往这方面成果不多。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在参考学界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兴盛后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一进程和经营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以此求教于方家指正。     

东乡、保安、裕固族的早期民间文学样本及其种类初探

一、绪论 我们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园。西部这块热土，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多民族交融与文化传播的交叉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这里游牧文明和中原文明相映，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贯穿其间；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同时并存，华夏文明与民族传统交相生辉。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略论元朝法律文化特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封建政权。蒙古族统治者依据“各从本俗法”的原则，对蒙古法．回回法、金制唐律等兼容并蓄，其法源呈多元性，法律文化也色彩斑斓，富有时代特点。本文在全面研究元朝法制的基础上，通过纵横对比，从成文法渊源、形式、内容、监察司法机构、圆署约会制度、律书语言文字等方面，论述了这个时期法律文化的特点。并指出：元朝统治者将“祖述”和“变通”紧密结合，其法制主要受中原传统法系影响，但又留有浓郁草原游牧气息的蒙古习惯法遗痕，还吸收了回回法等的某些内容。这种与他族交融而不失原有特色的文化现象，正是一个民族内部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经久不衰之重要渊源所在。     

元代的监察制度述论

<正> 元朝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建立的封建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第一个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封建王朝,因而,它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元朝统治者虽然没有全盘承袭传统的封建职官制度,但在继承和发展监察制度方面却很突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监察制度成熟期的特色。一元代之中央监察机关元初蒙古贵族缺乏管理统一大国的经验和能力,及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原封建社会,用人行政.多不知所措,“政事废弛”,元世祖忽必烈发现这个问题,问汉臣张雄飞等人说:“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     

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历史遗忘与国家观念的重建——透视泰国北部美良河村拉祜族的国家认同

泰国北部的拉祜族迁徙历史并不长,但对自己曾经的国家和故土的记忆却很模糊,他们主动"遗忘"了历史,并通过宗教故事杜撰了"没有国家"的集体意识。进入泰国定居后,在得到泰国公民证、获得泰国政府的福利和特殊支持后,新的国家观念又重新建立起来。对泰国拉祜族在迁徙中去国家认同和重建国家认同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四个要素:合法性、利益获得、权力表达和文化包容。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实记叙及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之一即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章结合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对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能让我们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为传统史学观念所遮蔽的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无疑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我们从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记叙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试论卫拉特与东蒙古的分离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1207年派长子术赤征伐“林木中百姓”,卫拉特与各部“林木中百姓”纷纷归降成吉思汗。此后,蒙古族各部,包括卫拉特在内,曾在蒙古国这一统一的实体内,经历过西征的狂风巨澜,而且曾共同作为元朝的统治阶级,主宰过中国一百六十余年的命运。特别是卫拉特系与成吉思系“黄金氏族”频繁通婚,以致享有皇亲国戚的地位,卫拉特贵族也多被皇室封官受爵,委以重任。混血与共同的统治利益使源出不同族系的两者在民族性和共同经济生活等方面,日趋一体化。所以,即使在元朝灭亡这样沉重的政治压力下,两者并没有各奔东西。可是后来,卫拉特却与大汗系的东蒙古分离了,并继而形成了独立的蒙古族西支。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民族过程的今天,蒙古族民族过程的这一段历史     

以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同历史记忆具有共有性、时代性、建构性和凝聚性等鲜明特征，对展示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中华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重要的载体依托、桥梁支撑和价值彰显作用。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是由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书写的革命文化、共同弘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符号和标识等组成，是各族人民的感情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守护、传承、阐释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