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宫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基本功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存在于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对国家权力配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和反映。其基本范畴，是以服从和服务于皇权专制制度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皇权至尊观念与圣主期盼意识、民本理念与“子民”意识、吏治思想与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和崇祖意识、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

北宋真宗晚年,朝局复杂,权力交接成为真宗晚期政治运行的核心。章献皇后刘氏在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受到宋代祖宗家法的限制,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将合作对象选择范围确定为士大夫群体,并最终选择与丁谓结成利益联盟展开合作,驱逐了支持太子直接掌权的寇准一派,最终形成刘氏称制、丁谓掌权的“双赢”局面。然而,仁宗初年,随着丁谓权力欲的日益膨胀,朝政逐渐被丁谓一派把持,威胁到了手握皇权的刘氏。在“异论相搅”理念的浸润下,刘氏运用王曾等人对丁谓一派进行制约打击。最终,丁谓等被逐,掌握皇权的刘氏成为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利者,并开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宋代的儒家文化理念,在对女主参政发挥限制作用的同时,也构成了女主走向政治前台的潜在文化基础。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对于“家国同构”政治观念的总体性接受以及儒家文化对于“孝道”的推崇,为女主以妻子或母亲身份代理皇权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女主在这一政治系统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角色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其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并赋予其维护父系正统的基本自觉。因此,宋代女主称制往往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金代近侍初探

金代宫廷政治中,有一点与历代不同,即几乎没有阉宦之祸。其主要原因为“金法置近侍局尝与政事,而宦者少与焉”。①即金代宫廷中参与政治的是近侍而不是宦官。近侍局是殿前都点检司下属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掌侍从,承敕令,转进奏贴”,②即是一个侍从皇帝上传下达的机构。其成员即近侍有：“提点,正五品（泰和八年创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直长,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员。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③近侍局在金代初期不见于史籍,到熙宗时才有大兴…     

秦汉至隋唐王朝的皇权象征与权力运作

中国古代王朝的整个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是围绕着皇帝和各级官吏发展起来的。皇权又是封建王朝基本权力的渊源。皇权的表现形式，既有其各级政府机沟内部的决策运作，也有令其臣民望而敬畏服从的外部象征c二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本文拟对皇权的外部象征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都城与宫室都城与宫室是皇权最重要的外部象征之一。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争战时。丞相萧何留守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阈、北闭、前殿、武库等宏大建筑。刘邦返长安，见其壮丽，很不高兴，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来…     

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

强化皇权是汉文帝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仁孝宽厚”的汉文帝实际上是在刚毅冷酷地调整,改变君由臣所立、臣势“威震天下”、“臣主失礼”的君臣关系之后,才乾纲独断地成为“力制天下、颐指如意”的一代英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皇权的强化不仅体现在有效地削弱、消除危害皇权的朝廷旧臣和封国势力上,同时也贯穿于改善和加强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西汉王朝前期的盛世景象.     

唐代政事堂制度研究

在我国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是封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负责人，“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种中央集权式政体为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的规范运作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皇权与相权（中央权力）的制约问题；二是皇权与相...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北魏的货币流通

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后，铸行“太和五铢”、“永平五铢”和“永安五铢”钱，但谷帛依然是通用的支付工具。从而形成了北魏以谷帛为主，金银，铸币为辅的独特货币流通方式。北魏在平城建都长达９７年，长期通用谷帛，遍及一切公私收付；计价、借贷、俸饷、税收、计赃、赏罚、军用，都以布帛作价，有时还用牲口。太和八年（４８４）颁布官司员俸禄以帛、桑、丝、粟四物发放。“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魏书·食货志》）。北魏还规定了“三匹绢抵两匹布”交换办法。北魏王朝在平城“营宫室，建宗庙，凿石窟，立社稷”。胡太后还在平城建…     

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唐代权力集团的层次,是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和距权力中心的远近为标准来划分的。唐代的政权,与所有封建政权一样,遵循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皇权无疑居于政权的核心位置。它所包括的范围,本文准备将其称之为一级权力圈,亦即唐代政权中的第一个层次。在皇权之下,唐代政权从官职的观察上,又可以得到几个不同的层次,依次分为二级权力圈、三级权力圈等等。处于唐代政权不同层次上的统治群体,就以这些层次为标准形成了唐代统治集团中的不同阶层。这是一种按政治意义划分的阶层,与通常按社会经济状况划分的阶层并非一个概念,但它将有助于我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唐代统治阶级内部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     

科学管理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枢纽

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除有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有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外，还须实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枢纽，对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就是对其子系统的功能以及整个系统的综合目标管理，进行控制和调节的过程，而系统是生产“产品”最直接的子系统，系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简称系学管系统，以下同）由决策系统──系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委员会（简称系学管委，以下同）、施教系统──由政治辅导员、团总支书、班主任以及学生干部（…     

拜占庭皇室女性的政治角色刍议——基于铸币的历史考察

铸币是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向社会各个阶层呈现皇权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拜占庭帝国时期,皇室女性分别以皇帝配偶、幼帝摄政、女皇、或过渡皇权的中间媒介等身份出现在各类铸币上,这些铸币见证了拜占庭皇室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所能实际掌握的政治权力的演进过程。向受众清晰地传达着皇权的传递指向,抑或解释着皇权的合法来源,成为观察拜占庭帝国皇权运作、皇权交接等问题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王夫之政论发微(二)集权与分权——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

在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全面揭露和批判三千年专制政治体制之弊病的基础上，王夫之突破正统儒家纲常名教至上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思想。其中，“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以法律限制君主权力、实行分权制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保其族，卫其类”，实现民族之振兴是其立论之归宿。一、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论“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依人建极”。所谓“依人建极”，包括多重含义。但从社会政治思想的视角看，“依人建极”…     

《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论吴敬笔下的贤人及其人格追求

贤人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他们身上寄托了因部分士人丧失独立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而深感痛苦的作者吴敬梓的人格理想，是作者所表彰的儒林中最富亮色的群体。一、关于贤人迟衡山说过：“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怕。”据《史记》记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工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①孔子曾热烈地赞颂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②！泰伯之所以被尊称为贤人，也正是基于他抛弃名利的“至德”。本文对《外史》中贤人的界定，即…     

《旧唐书》勘误（五）

《旧唐书》勘误（五）武秀成卷一○《肃宗本纪》“（肃宗）景云二年乙亥生。”（２３９页）按：凡言生日，无有不书月份者，此独云“乙亥生”，其上有脱文甚明。《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云：“景云三（当作“二”）年九月三日，（肃宗）生于东宫之别殿。”卷二九《节日》...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