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人工智能伦理的两种进路及其关系

与传统技术伦理相比,人工智能伦理在研究进路、研究领域、研究层次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原有的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架构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当今的研究格局.人工智能伦理逐渐形成"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两种互补的研究进路,其中,"外在主义"进路主要是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社会伦理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来规约人工智能的发展,而...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的难题及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面临新的难题：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控制以及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使人的自由受到遏制,人愈加成为片面发展的人;日常生活组织化程度降低挑战集体主义的日常生活根基,日常活动的人工智能化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联系,使伦理治理价值导向难度增大;由于日常生活伦理关系走向消隐,日常生活伦理治理对象呈现出复杂隐蔽的特征;由于在人工智能会不会产生自由意志、人工智能执行的是谁的自由意志等问题上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人工智能活动所带来的道德责任归属难以确定。加强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的伦理治理,需要规范人工智能的价值遵循,构建共同的组织化的日常生活,强化日常生活主体的道德自觉,构建有效的日常生活伦理治理体系。     

生命伦理学道德地位的理论进路

道德地位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是人类道德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它遭遇了“概念无用论”和“分层不合理”两种观点的挑战,为此必须澄清诸种理论进路。经典的道德地位进路主张人类属性具有规范意义或道德相关性,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其内在价值,但遭受自然主义谬误和非必然性的诘难。能力进路修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观点,融入动物属性特质,细分为理性能力和感知能力两种情形;但以感知能力否定给予胎儿道德关怀,以理性能力拒绝赋予脑损伤者等以道德地位,忽略了物种多样性和链接纽带。关系进路则主张将道德地位纳入与他者“相互证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难以解释生命权利的发生。利益进路将利益作为唯一条件,将利益差异作为道德地位的区别,但存在利益的计算、权力和利益转换难题。或许,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地位进路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伦理思考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潜在风险和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责任主体不清晰、潜在风险因素增多、人的异化现象加剧、道德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实现人工智能的良性健康发展,需要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伦理原则,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导,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制度。     

当代中国民生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诉求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并提出建构民生伦理的任务,是研究民生问题的一个全新视野。民生伦理就是指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政策或主张及其内蕴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取向,民众对社会的民生状态和政府的民生政策所持的道德态度、所作的道德评价及其道德标准。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应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以以人为本为价值核心;以民生幸福为价值目标。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探讨水伦理?从形态学视野看,水之道德意义可按照自然生态、社会资源和精神象征分为三大形态。水的道德形态三分及其知识谱系,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学术史支持:古代神话、哲学中的水伦理是通过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知识谱系展现的;现代性意义的水伦理被界定为人类中心论伦理的应用;当代生态世界观对道德的扩展,使水伦理的生态定位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形态。由此,水伦理的道德形态,从精神的、社会的和自然的三方面区分出隐喻形态、应用形态和扩展形态,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边界和范围。精神形态的水伦理是一种以水喻道或以水比德的传统德性伦理。应用形态的水伦理是现代规范伦理在治水、用水、管水等问题上的应用,是以人为本、兴利除弊的现实或务实的道德形态;扩展形态的水伦理是对水的生态伦理定位和对水的自身价值的亲证。区分三种水伦理的形态,并依据事实与价值的不同联结方式厘清其各自适用的范围,是一门关于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的基本任务。这一尝试在道德哲学上有方法论典范的意义。三种形态的水伦理的历史合理性揭示了水伦理的生态定位作为"合题"的重要意义,而通过水伦理的形态区分及其生态定位,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水在道德形态学上的"地理位置",以使大自然的价值透过水伦理的生态定位获得某种确证。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是什么类型的规范？——从《儒家机器人伦理》说开去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制定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大议题,大多数人都遵循一种"理想规则主义"的设计思路。然而,这种思路在理论上无法成立,在实践中会带来更大风险,其深层预设是看待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态度。实际上,基于因果推理模型的人工智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有充分的理由被赋予道德主体的资格。因此,设置一种关系性规则才能更好地处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要求它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重要条件就是人工智能主体拥有一定程度的产权。     

后现代道德状况论

分析当代中国道德问题,必须直面中国后现代状况的出现.后现代道德状况是后现代伦理学主张的现实呈现,它放弃对崇高道德理想、高尚个人美德的呼吁,消解现代性伦理规范的统一性、普遍性追求,主张自由化、游戏化的、浮夸化而不是严肃的道德表达形式,致力于没有道德权威、没有道德共识、没有确定道德知识局面的形成.后现代道德状况不是不讲道德、没有道德的社会情境,而是对现代道德理念、伦理规范的超越,它拒绝伦理规范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外在奴役物,力求实现无社会道德规范而有个人道德行为的结果.它因此以多元、差异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差异个体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他者的关注关怀和尊重包容,最终实现差异之人的真正和谐.后现代道德状况究竟是道德的超越,还是道德的蜕化,仍需时日才能做出明晰的判定.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学肩负着提供符合人类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道德价值规范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是现代中国伦理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伦理学是一门价值性与事实性、规范性与应用性相统一的科学。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以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为基本定位;以伦理正义论为基本原则;以问题导向法、时空结构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以道德本质、道德现实、道德建构为重要研究核心。     

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对当代道德文明建构之路的思考

当代道德文明建构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还是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对此学界有较大的分歧.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各有优劣缺失,同时它们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较大差别.尽管规范伦理有缺陷,但它比德性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对道德的要求,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辅之以德性伦理的开掘,形成现代的道德文明建构模式.     

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与伦理困境浅析

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尤其在专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之后,伴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积累,人们开始对其有了更多的期待。当今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整体上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如神经网络、小样本学习等,但仍然只是探索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进路。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自身的特征,我们更需要负责任地前瞻性地探讨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势必会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一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以什么视角去看待通用人工智能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化范式与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重写学术史的问题。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当前的总体定位是"去中国化",因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应当成为重写其学术史的核心主张。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充分可能性。根据目前的学术发展状况,要实现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的理论目标,至少应厘定相互连接的两条进路: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起点,重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二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轴心,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     

论道德管理

道德管理概念的恰当界定,有赖于对"道德"与"管理"两个概念的本质涵义的正确把握。道德管理是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道德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道德目标的过程。无论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追求企业利益,客观上都要求企业认真对待道德问题。而企业道德与管理息息相关,因此,对企业而言,道德管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可以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方面构建企业道德管理的框架体系,其内容包括:企业道德层次定位,选择企业道德管理策略,制订企业伦理规范,进行决策的伦理分析;设置必要的部门和岗位,在人员招聘和任用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察,开展伦理培训;管理者以身作则,开展道德测评,实行伦理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