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式分析”与文学批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展开，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应运而生。蓝棣之从掩藏的“症候”，虽显犹隐的“症候”、“症候”与历史文化、理论的“症候”四方面入手，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症候”的发现为突破口，以“症候”的解决为切入点，以其新颖独特，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价值管理论要

文化价值管理理论是对传统管理理论模式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这种以突现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趣。重视人的主体性 ,主张“目的人”思想放弃“工具人”思想 ,成为西方传统管理理论走出自身困境的最优选择。我国企业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的发挥应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浓厚的人文精神 ,结合西方传统科学管理中先进的理性管理理念 ,形成全面体现人本管理的现代文化价值管理     

韩国文化对韩语话语规则的影响

韩国文化中的“无我”特性和“集体”观念在韩语话语规则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韩国社会的语言交际特点和韩国人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中韩文化交往中,了解这些文化特性有助于我们增强语言理解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民间规则的认同模式及其意义

如果把法治界定为规则之治,那么,从逻辑上讲,法治的实现便可转换为法律规则的实现。而法律规则的实现,从主体心理角度看,仰赖于人们对它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简称规则认同)。人类对于规则的认同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模式,即超验模式与经验模式。前者通过信仰来实现认同,后者则通过主体的参与来实现认同。在这个“脱魅”的时代,借助信仰来实现认同的方式已基本不再适用,或者说,至少不能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作为主要的认同模式而存在,因此,强调主体参与的经验模式之价值和意义便凸显出来。民间法的规则认同模式正是经验模式的“活化石”,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解决当今法治领域中规则认同问题的钥匙。     

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历史钩沉

布迪厄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所提出的“惯习”“场域”“文化资本”“符号暴力”等实践观念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正或反地翻转西方传统哲学的同时,也践习着西方实践哲学内容大于形式的优良传统,并且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代表.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发展总趋向则是真理的不断具体化过程——无限逼近真理的过程.     

三支论式规则探析

本文不同意将因三相作为论式规则的传统观点，分别在宗(论题)、因喻(论据)和论式方式等方面重新加以深入研究，总结出了七条三支论式规则，而后分析了关于推理规则与论式规则、喻依与喻、论式规则的独到之处等几个问题，提出了诸多创见。     

现代性思潮中的语式二题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现代性思潮的主流之一。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通过对个别语式的分析可见语言的显隐“悖论性” ;语言的这种特性证明人为的本体论无同一可言。因此 ,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即表现为对各种本体的不断打翻与重建。但 2 0世纪中国对传统文化核心命题的现代阐释却只是改变其形式与话语 ,并没有改变其“合理内核”与“永恒目标”。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理应揭破传统文化本体论同一的人为的虚拟性 ,实现非连续性、非同一性的创造性转化。     

教育传统与传统教育辨

经过长期对传统进行“精华”与“糟粕”式的价值分析 ,我们对传统否定式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 ,导致我们的现代教育理论只是西方的翻版。我们只有以事实分析为基础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进行梳理 ,才能以理性的态度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教育传统与传统教育区别开来 ,进而用现代观念客观理解与我们共时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 ,并将之继承、转化与创新。这是从观念到理论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布鲁姆的焦虑与“莎式崇高”的建构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中蕴含的情感性、对抗性、超越性等崇高价值被频繁提及,文学批评直面文学遁入困境的时代焦虑,不断呼吁审美传统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美学主张被布鲁姆概括为“莎氏崇高”(The Shakespearean Sublime),“莎式崇高”通过“自我-他者”的双重意识辩证视角揭示文学史中“当代自我”与“历史他者”的双向建构与超越,重申对审美诸要素的再分配,在经典的不断起源中安顿个体生命,进而弥合个体经验和宏大叙事的裂隙。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变革——以康有为“以元解人”为例

伴随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引入，近代思想家逐步走出传统的人伦道德的世界重新对“人”加以界定和把握，实现了近代“人”的观念的变革。康有为通过“以气显元”、“以物显元”和“以仁显元”三个维度的理论展开，最终在“以元解人”的思想高度上为近代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形而上之据，在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了近代人道观对传统人道观的超越，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自身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内在生成的思想资源。     

文化认同与个体思想的内隐生成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探索的一个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个体思想形成规律与特点的独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即通过对个体思想形成规律的前提把握,加强思想导引、理念重塑、价值陶铸,继而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愿景.在此过程中,对个体文化认同与个体思想形成关系的认识愈显必要.实际上,个体思想形成的过程即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亦是通过文化认同而内隐生成的过程.个体对于“非对象化的文化”的内隐认同中,自然形成了一定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不自觉地进行了文化认同.在此,内隐认同是以个体未曾意识觉知到的方式发生的.也就是说,个体思想的文化认同与内隐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内隐认同是“过程”,而文化认同是“结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惟有明乎此,才能更好地加强陶化与模铸工作之针对性与有效性.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课程干预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扭转：皖东村校的尝试

本文试图以批判教育社会学中扭转不平等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为指导，发展出一种针对当前中国留守儿童的可行性课程干预实践模式。呼应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考察留守儿童的学习过程发现，其学业表现失败一方面是压制性体制下资源缺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课堂学习对于底层文化和经验的忽视有关。基于文化的生产性与创造性原则，尊重底层学生的文化和经验、将课堂外的社会情境导入课堂，有可能打造出转折的图景。这一做法，首先可以通过再情境化学生的文化经验激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思考能力，其次可以突显留守儿童在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的相对优势，进而促进其学习认同与学业成就。针对安徽新镇留守村校的以研究性学习方式呈现的课程干预试验为我们提供了引入课堂外情境的可能做法和具体效应。结合弗雷勒“提问式”教育的方法，我们探讨了“扩展的文化再生产干预路径”所具有的扭转社会结构的意义。     

原父意识的补偿与升华——朱自清散文新释

传统的“父亲”观念,源于远古的父权制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所占据的位置不亚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都是权力和爱的双重表征。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累,“父亲”观念已化为一种“情结”即“原父情结”,沉淀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破译这一情结,是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这样一位智者,他不仅以他     

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是一个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本文立足于现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讨论,通过道德观(人与人)、家庭观(人与家)和政治观(人与国)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仁”、“孝”和“忠”三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文基于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事实,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与形态：“仁”的观念从内外有别的差序交往结构逐渐转向内外平衡的宽半径合作;“孝”的观念从权威关系主导逐渐转向权威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有机统一;“忠”的观念从文化为中轴逐渐转向文化信赖与制度化评价并立的格局。     

论文化的境界和层次

通过对典型文化定义的“元理论”考察 ,强调指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 ,与认识过程的对象、与社会实践的改造对象均有所不同 ;其基本形式是“人以其文化物” ,其实质内容则是“具体个人对其特定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因而既是与不同的具体社会个体的社会层次和人生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又是这种层次和境界的产物和具体体现。因此 ,文化哲学研究和一般的文化理论研究必须突破“观念的王国” ,进行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根本性变革 ,然后才有可能通过深入的研究 ,取得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进展     

霍尔高低文化语境理论的现实阐释——解读“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当前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社会现象引发了社会共鸣。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群体行为理解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但如果是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下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习得的社会行为,就不能仅仅从公民个体素质方面来理解这一行为。而应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文化学家泰勒指出,每一群体、每一社会都有一套显性的或潜性的行为模式。这些共同的行为模式叫做文化。个人的习惯模型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模型形成的,即人的行为就是文化行为,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塑造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高低文化语境理论来解读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破解“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油污损害防治的法经济学解释——基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三个维度的分析

在法经济学领域中,“卡-梅框架”将侵权救济规则抽象成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规则三种类型.这一框架从分析法律规则的效果模式出发,以寻求“最有效率的权利保障”作为规则选择的取舍标准.“卡-梅框架”对于油污损害防治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在于有助于重新审视相关法律规则的设置目的、适用场合及实践效果.油污防治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需要对克服油污损害的外部成本以及实现法律的效率价值给予更多关注.     

说谎者悖论中的T-模式

T-模式是塔斯基提出的与真有关的一个重要模式,即“x是真的当且仅当p”,其中p是一个句子,x是这个句子的名字.因其非常符合“真”这个词的直观而成为现代逻辑真理论的一条重要规则.说谎者悖论的产生都与T-模式或其等价式有关.所以研究说谎者悖论必须研究T-模式.T-模式包含两个关键词:“当且仅当”和“真”.文章讨论了这两个关键词在说谎者悖论及其解悖方案中的理解,以及与T-模式有关的另一条规则“(IP)规则”.     

近年来生态观念的转换

传统生态学的核心理论是“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这种理论树立了有限物质资源通过循环可以无限地被利用的观念，也为环境的持续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近年来环境持续恶化，土地、水源、森林等资源也正在被耗尽，于是传统生态理论与客观环境持续性恶化的现实脱节。面对这种现实状况，生态学的理论模式正由物质循环模式转换为前进变化的螺旋发展模式。生态观念也由生态平衡稳定观念转变为持续变动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