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论比部职掌的演变和唐代的比部审计制度

比部是曹魏时产生的一个政府机构，《文献通考》说：“魏尚书有比部曹，晋因之。”西汉时，属于少府的尚书为了处理公文的需要，开始实行分曹办公，称为某曹尚书。东汉以后，尚书分为六曹，由于事权日重，在各曹尚书之下又接业务繁简各设若干小曹，其长官称为曹郎。从《晋书·职官志》的记载来看，魏晋时尚书分曹时多时少，有的曹置废无常，但是比部曹一直设而未废。此后，南北朝、隋、唐、来各朝也都设有比部，可见比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那么，比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呢？对于唐宋的比部，因为史籍明确记载它的职掌是审计，人们…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

宋代元丰官制改革以前的宰相制度,是讨论政治制度,尤其是宋代官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 一、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三种说法 (1)认为:“宋代的尚书令,中书令及侍中,自始即为序进之位,不予朝政。其总领百官,统理众事而居宰相者,初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日本学者也认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名称虽然存在,可是,在唐制中作为三省长官的宰相,即让位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政事”。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唐代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之比较研究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成为左右中枢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宪宗元和年间基本确立的枢密使制使宦官参政合法化,德宗贞元年间确立的神策军护军中尉制则标志着宦官对中央禁军领导权的最终确立。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也因此成为最有权势的宦官,被合称为“四贵”。他们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

自安史之乱,宦官集团以掌控兵权为契机,逐渐插手中枢决策,手段多种多样。至德宗、宪宗之际(779-820),宦官集团成功进入国家中枢决策的核心。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官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曹、魏尚书的选举与中正的形成

东汉建安时期 ,曹操府东曹与“在朝之臣”在选举中所负职责各有侧重 ,“在朝之臣”作为曹操府内官员负责推荐人才 ,起到了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的作用 ;东曹则对所推荐人才加以任用 ,成为后来吏部的前身。在魏国建立前夕 ,曾进行了一次选曹的调整 ,曹操在保留东曹的同时 ,通过对东曹掾的人事任免 ,体现了对“在朝之臣”选举权益的维护。在随之成立的魏尚书台中 ,则延续了这一思路 ,魏尚书台成员的共同选举 ,促成了九品官人法创立时州一级中正 ,即州都的设立     

论秦、西汉宦官势力的形成与发展

史学界对宦官政治已作了较深入广泛的讨论,但往往孤立地就东汉、唐、明几个重要的朝代加以论述,而对宦官势力形成与发展的秦、西汉时代却较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旧唐书·宦者传》:“宦官之兴,肇于秦汉、”对秦、西汉宦官势力形成,发展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东汉宦官专权的内容与实质,也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政治史时获得一些启发。     

略论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的外交管理体系已趋完善成熟,三省六部九寺制度下的外交管理机构分工细致,配合严密。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使职差遣制度盛行,原有的外交管理机构尚书主客司和鸿胪寺变为闭简部门,由宦官把持的鸿胪礼宾使,控制了鸿胪寺和礼宾院的实权,客省使把持了客省,从而控制了外交管理之实权。虽然唐前期奠基于三省六部九寺职官体制之上的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并未废止,但其职权已被各种使职差遣所取代,形成了一种皇帝和中书门下直接指挥之下的由各种使职差遣具体贯彻执行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的新的外交管理体制。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外交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诸葛亮与汉末荆州政权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刘表自北军中侯出为荆州刺吏,在军阀混战中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年方十四,随叔父诸葛玄投靠刘表。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死,子琮降曹,诸葛亮出山,开始了辅佐刘备鼎足三分的事业。诸葛亮在荆州的十三年,是诸葛亮学习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汉末荆州政权对诸葛亮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一、荆州政权的政治基础东汉末年,在外戚和宦官争斗之后,军阀董卓又控制了朝政,各地或以“勤工”为名起兵,或划地自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是有名无实了,刘表就是在这时出任荆州刺史。当时…     

魏晋之际的玄学与清谈

东汉王朝发展到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外戚的专横,宦官的擅权,地方官吏的凌虐百姓,使得社会政治陷入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于是不断起义,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博斗,终于发展成为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义。黄巾起义摧毁了外戚和宦官更迭把持着的东汉政权,为曹操的建立霸业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上浮现出这一批热衷于政治的文士,也为曹操的完成     

论任尚

<正>任尚,是东汉时的一位军事将领,在经营西域与平定西羌的过程中、超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在研究西汉西北民族历史时,有必要考查一下这个人物。 一、崭露头角 东汉一朝,国威不振,在其政权建立之初,豪强地主就疯狂地兼并土地,出现割据状态。但毕竟在前期,东汉政府所采取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还能对豪强地主实施一定的限制。自章帝以后,开始出现了外威宦官执掌朝政的局面。窦太后临朝,“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邓太后执政,邓氏一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他们“手握正爵,口含天宪”,威权竦赫,震动郡县。这“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得了他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 东汉中后期,政治进入黑暗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荒淫腐朽,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相互争雄,“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其党徒典据州郡,贪赃枉法,“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再加上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大批农民失去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

“夸富”类题材汉乐府涉及到的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侍郎”、“侍中郎”等。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明确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从而深刘理解此类“夸富”作品的文学特点,即作为口头文学的祝颂辞,歌者往往会根据祝颂对象的不同来改变歌辞。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隋代殿内省的成立——兼论门下省对九卿权力的侵夺

隋炀帝设立的殿内省是一个专门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汉魏南北朝以来,家国不分的特性在九卿这类职官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殿内省既然专职管理皇家事务,必然会对九卿造成影响。同时,殿内省之部门大半来自门下,门下必有侵夺九卿权力之事实。本文认为,从行政分化上来说,尚书侵夺九卿职权;从家国体系上说,则是门下侵夺九卿职权。这就体现了从"家、国不分"到将"家"至于"国"之下的政治体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