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专业”的双重调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

项目制下的政社互动业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枢纽方对政社关系的影响。文章以W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策略为重点,考察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行政与专业的双重属性,其以管理方或委托方的身份入场后,既突破了现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乡镇街道—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运作模式的科层桎梏,又将原先的控制机制扭转为一种新的议价机制,使得政社互动更具协调性。项目运作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选择性采用“加总”“补偿”“包装”等策略,为社会服务机构谋取更多的专业实践空间,呈现出“行政为基、专业为本”的内在逻辑。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打造——以广东省总工会为例

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宏观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且要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努力打造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广东省正在推动以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等群团组织为主体的省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以此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平台,带动和引领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尝试。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交往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协同逻辑

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格局正在形成。其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以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并实现养老资源社会整合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文章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H市D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和功能,其协同逻辑体现为从最初的合法性建立,到福利属性、商谈过程以及共同意识构建的递进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组织面临着信任度较低、社区重建资源整合难题、服务主体联动断层和缺乏规范化管理与平台建设方面的协同困境。对此,文章以老年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出了“信任机制、文化伦理、有效对话、统一目标、规范标准”的多元主体协同路径。     

流域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角色定位与行动原则

流域治理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和国外流域治理实践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有必要参与流域治理。相对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而言,社会组织能够在流域治理中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发挥重要的功能。从实际行动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治理应坚持独立性、主动性、持续性和多样性的原则。     

社会组织跨界行动策略：实践逻辑、动因效用与风险防范——基于Z助残机构的案例考察

组织边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中其他主体相区别相联接的界线。根据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组织的组织边界主要涵盖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在实践中,以Z助残机构为代表的创新型社会组织,突破传统社会组织管理运营定势,持续跨越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之多重组织界线,通过“跨界行动”策略带动组织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多重动力因素驱动下的社会组织“跨界”实践是促进组织资源持续、资源交换、资源内生与资源转化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组织的“跨界行动”中,亦须关注其中可能蕴含的盲目性、浅层化、模糊化、景观化等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风险防范,探索可持续规范化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组织惰性与“关系诅咒”的形成机制：以一个清末报馆发展历程为例

清末报馆组织“骤兴骤废”,多数受到成员流动、资金不足、言论钳制等因素的困扰。与之相比,中外日报馆大体解决了上述影响报馆经营活动的问题。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仍然出现了“组织惰性”现象。本文通过对中外日报馆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经营者的关系网络影响组织惰性形成的三种机制：首先,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互斥性,造成非正式制度的盛行,形成对核心成员的约束难题;其次,关系网络建立在对目标群体的有限信任之上,产生“排他主义”,影响组织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其三,对关系网络的偏好,容易导致强烈的路径依赖,且受到网络的“反噬”作用,难以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主动调整策略。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构成“关系诅咒”现象,即经营者丰富的网络资源反而成为组织发展的不利因素,进而出现组织惰性特征,陷入生存困境。     

整体的“社会事实”与个体的“社会行动”——关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点比较

迪尔凯姆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 ,坚持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则 ;韦伯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两位大师由各自的逻辑基点出发构建了各自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传统中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分野。     

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双重逻辑

地方政府创新可以依据控制、嵌入和规范三种机制区分为上级主导型、地方回应型和地方自发型。地方回应型创新是适应社会经济环境与制度结构约束的策略性选择,是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双重作用的结果。目前,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并呈现出"为竞争而创新"的格局。地方回应型创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也面临创新异化与内卷化等问题。未来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管理,提高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化水平。     

如何成为枢纽?一个社会组织探索内在性自主的个案研究

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替代性治理主体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组织版图之中。枢纽不仅仅是一个创建或认定的结果,更是一个行动与运作的过程。以广东省P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F为个案,分析其从初创到升级的阶段性转变,并发现它通过具体行动探索出一条内在性自主的发展策略,即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该机制具有价值主导、问题核心、专业引领和多方协同四个基本特征。伴随着专业自主的提升,组织的政治合法和社会承认得以互促共生,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社会资本与西北地区发展的思考

上世纪末,我国全面实施了西部开发战略,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资本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它具有生产性。本文试图探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涵义以及对西北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     

网络、认同与行动:基督徒的社会行动逻辑

文章基于先行研究中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取向,采用斯特赖克的认同突显的理论框架,以浙南X镇基督教为个案,考察信徒在私域和公域两种社会网络中的行动方式,私域涉及家庭生活行动、择友和择偶等方面;公域涉及经济行为和村民选举等政治行为.网络性质、信徒的宗教性等都影响着信徒的社会行动,总体而言,宗教资本的重要程度私域要高于公域.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