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社会工作在我国恢复已有30年。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将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过程纳入制度生成的框架，梳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成路径，反思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恢复是旧制度（行政社会工作）和新制度（专业社会工作）在教育制度阶段的“暂时性”接轨，社会工作自恢复起就处于一种缺乏“自主性”的嵌入状态，因而显现出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工作发展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政制度的“路径依赖”。当前社会工作发展可能的创新之道在于从既有的“路径依赖”逻辑向“镶嵌式自主”逻辑转换，以探究更加符合实际的本土化发展范式。     

迈向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本土建构

社会制度的融入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机理。在新时代，随着我国的政策基调转向“共同富裕”，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势必会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本文深入比较了社会工作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耦合性，这表明可以将社会工作应用于促进共同富裕。但传统社会工作的“西方立场”以及具有的“去社会化”“实证化”倾向，却无法回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属性、宏观议题以及本土实践智慧。基于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实践范式，将有助于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局限，进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的实现路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价值立场，以反身性实践为重要方法构建理论知识，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为服务取向明晰介入特征，以制度融入为发展策略塑造实践内容。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机制与经验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三地社会工作发展为例

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逻辑及实现路径

乡镇社会工作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嵌入”工程,包含价值嵌入、制度嵌入、社会嵌入等三重维度的融合互构。然而,由于行政吸纳专业、专业技术悬浮、社会认同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乡镇社会工作面临着入场难、落地难和扎根难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从发展逻辑层面正本清源。社会工作理念与价值合法性共生、社会工作场域与制度合法性构建、社会工作效能与社会合法性延展是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逻辑。因而,发挥集体主义优势,彰显同理心伦理关怀,依托政社紧密合作,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拓展社会信任边界,提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成效,是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社会工作在地化的脱嵌与重嵌

当前社会工作呈现嵌入式发展状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宏观嵌入、服务空间的部分嵌入、专业发展的渐进嵌入。社会工作在地化嵌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行政管理倾向限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量化指标导向影响社会工作理念的初衷、社工流失趋向阻碍社工队伍的壮大等脱嵌表征。为此,应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向;通过赋权服务案主、强化评估伦理,确保指标式考核向全方位考评转向;通过制度化回应社工人才发展诉求,推动社会工作"内卷化"向职业化转向,寻找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的重嵌策略。只有通过在地化策略,才能在脱嵌中找寻社会工作重嵌的途径;只有回归本原,才能在重嵌中找到社会为本的传统。     

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就开始了关于西方社会工作在我国乡村建设中的本土化探索，成立了由乡村建设所需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组织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并立足于乡村的集体伦理精神来开展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对我国乡村建设的介入，具体呈现为专业社会工作面向本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但由于介入障碍的存在，这种嵌入式发展也存在着发展困境，需要再次开启本土化的进程。推行合作型的本土化就是要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完善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以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应侧重以下两个方面：在服务主体上，需要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和其他乡村建设所需专业人员形成混合团队，使之具备乡村建设所需的全部能力；在工作理念上，要尊重家文化对农民思想与行为的基础性作用并培养农民的“关切心”与“公共心”。     

感性之“力”:社会工作视野中的情感想象及反思

社会工作作为人际互动型职业,情感乃其内在构成。科技—理性范式对社会工作的主宰持续激荡起社会工作对情感的想象,并生产出关系—情感的反思性路径。在社会工作视野中,情感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象,隐喻多重感性的力量。作为治疗实践的关系底蕴,情感表征社会工作实践的“动力”;作为社会工作教育与学习过程的反思性载体,情感承载着行动者的专业能力;作为劳动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劳动者的主体策略,情感意味着制度性的“迫力”与主体性的“权力”。多重感性之“力”的意象背后融合了情感与专业、情感与主体、情感与体制之间的争论与辩证关系。西方社会工作视野中的情感想象打开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想象力的“情感”之窗,进一步拓展了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更丰富多元的面向。     

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多重涵义,有基于文化和制度的,有基于理论的,有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还有基于地区和实务的社会工作模式.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经验,在理论视角下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并讨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涵义,以人的需要为本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核心.界定服务对象的需要类型和需要内容,评估他们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基础,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是制定社会工作实务方案的目标.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嵌入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中,嵌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中.     

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出场路径,内蕴其中的是"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中国逻辑,其中政府利益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隐性逻辑.在社会工作的中国逻辑之下,西方社会工作原有的价值观基础被抽离,部分原则、理论、方法与工作模式嵌入到我国原有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与工作体制之中.社会工作的中国逻辑又决定了社会工作依附式生存的长期性与独立式发展的趋势性.在依附中寻求独立、在抽离中重新扎根是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提理念.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策略

鉴于社会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中发挥着其他职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正大力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当前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既具备了诸如国家社会建设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全力推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事业快速发展、国外及港台相关经验可资借鉴等有利条件,也存在着对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不高、专业服务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高校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需要不衔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本土策略尚待探索等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当前发展社会工作的各种有利条件,同时针对各种制约因素逐个加以应对、化解,是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合理路径与策略.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专业规范、治理情境与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的形成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被希冀在治理场域中充分发挥专业效能,然而,在专业规范的要求下却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反常现象。现有的许多讨论忽略了来自西方情境下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及其张力机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对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的考察发现,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理论在实践中沦为书写工具,以及理论的碎片化组合运用,构成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图景。深入地看,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现象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之间的张力形塑而成,二者冲突下形成的形式自证、实践先行与专业妥协是导致理论悬浮的内在机理。增强社会工作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促进基于我国本土实践情境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性行动。     

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实践中的制约因素研究——以深圳、长沙、贵阳的社会工作试点地区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深圳市、长沙市、贵阳市的试点地区为例,考察目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可以发现：自“试点”以来,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已初见成效,社会工作“叠加式”救助服务和“嵌入式”救助服务相结合的贫困救助体系使以往的“消极性贫困救助”逐渐转变为“积极性贫困救助”,发挥着积极的“助人自助”式的预防、复原和发展功能;社会工作在贫困救助领域中的功能的有效发挥受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政府的投入力度、社会认同度的影响显著。     

社会工作研究中的自我叙事与经验转化

社会工作研究长期以来注重理性,经验常被忽略,特别是书写"我"的经验更不受重视,这导致了以经验为本的叙事研究方法的式微。在梳理自我叙事研究核心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经验、叙事与自我叙事的概念及其关联性,重新审视了自我叙事研究的"返身"基点与"三度叙说空间"向度,并从范式转移的视角对自我叙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回顾,指出自我叙事中行动的引入将推进叙事更贴近主体经验,这也是自我叙事发展的新趋向。从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朝向行动的自我叙事是社会工作教育者经验转化与实践知识累积的有效方法。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生成、风险及应对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技术与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经由“技术—教育”的嵌入逻辑,人工智能从范畴、要素和范式等方面助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实践,生成了“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现实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消解、价值性偏离、情感性威胁和自我性失衡等潜在风险。亟需从把稳“恒”与“变”的逻辑主线,驾驭技术与价值逻辑的现实张力,提升人机交互的情感温度,匡正虚实相融下的自我失衡等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互嵌的深度融合路径。     

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类型

社会工作模式是以社会工作理论为基础,贯穿于社会工作整个实务过程中的一种概念化设计与经验总结.从其形成路径来看,社会工作模式既可以是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演绎而成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具有不同型态的类型划分.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各种带有综合性的社会工作整合模式也开始出现,并大有引领社会工作潮流之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情境—价值的视角

概念是建构知识大厦的基础，社会科学概念建立在情境和价值因素的基础上。不同性质的概念体系形成不同性质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构建符合中国情境—价值的概念体系为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有着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移植性概念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以本土情境—本土价值为基础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改造，成为本土概念建构的重要路径。依据移植性概念与本土情境—价值的符合程度，以若干政治学概念为案例，可以提炼出七种改造策略。除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改造之外，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更加根本，体现在概念提炼、概念发明和概念归位三种策略上。近年来，对构建本土化概念体系的强调，表明中国现代性发展路径的转型，也使中国更有可能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贡献新的元素。     

中途之家的本土形态与本土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本文通过对北京朝阳区中途之家的考察,描绘出其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形态;以本土形态为线索,追溯我国“国家”与“社会”的本土特征;以具有本土特征的“国家”、“社会”为基质,阐明中途之家的本土逻辑.文章指出,中途之家的成功运行本质上是在国家强大、社会缺席的本土社会结构下行政体系的“自我复制”.这种复制模式尽管以行政资源重新调配的方式解决了当下的社会管理问题,但“自我复制”的局限性决定了社会发育才是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