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赋家的身份、知识构成与汉赋创作

汉代赋家的身份兼有伦理、职业、学术、才能、审美等多种内涵,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言行方式等诸多因素。不同赋家的身份明显呈现出差异性。他们运用特有的知识构成与人生经验进行赋体文学言说。赋家的身份也会随着时空场合的变化而改变,进而造成赋作内容、形式与美感的异彩纷呈。这些构成了汉赋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借助对经典赋家的分析深入探讨主体身份、知识构成对赋体文学生产的推动作用。     

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

汉代赋家深受传统的"士"文化精神的影响,有着担负天下命脉的济世理想,希望能像战国策士那样为帝师为帝友,战国策士"以布衣取卿相"的辉煌仍然激励着汉代士人建功立业.正因为汉赋家有着战国策士献策劝谏心态,故讽喻、劝谏的意图一直贯穿汉赋的始终.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诸子略·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小说家"作为学说,并不具有统一成熟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汉代藏书之一类,也似乎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从《汉志》"小说家"依附于道家而又儒、道、方士文化杂糅的现象,考察出其所谓"小说"是汉代黄老之学和新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是汉代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催生的不合经艺之作。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游走在“文”与“学”之间——书话及其启示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庞大创作群体与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源自传统读书杂记、藏书题跋、笔记随札的书话,大都游弋于创作与述学、文学与文化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本文对既是创作又属研究,既具审美性又涵学术性的书话进行系统考察辨析,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书话研究乃至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这种游走在"文"(创作)与"学"(研究)之间的书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文"、"学"合一著述方式的呼应,更是对"五四"之后文学观念日趋狭隘单一现象的警醒与反拨。     

“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从《雪赋》《月赋》看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四

《文选·赋》物色类中的《雪赋》《月赋》透露出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考察南朝赋,其作家的才气主要表现为作品语言精美藻丽和结构的巧妙完美,作家的学问则主要表现为作品大量使事用典。     

“继作”“共作”与“赠答”——魏晋赋创作范式的转变及其意义

魏晋赋创作中的同体继作、同题共作、以赋赠答三种创作范式,既是赋家适应当时崇尚典雅、喜好模拟的文学风气而所做的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赋家由纯粹的御用文人向有独立人格的文士的身份转捩而带来的赋体创作上的趋新手段.这促进了当时赋的传统体裁、题材的创新和赋的小品化、抒情化.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关于唐代律赋批评的两个关键词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宗,有"媚丽"和"清丽"之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文化意义与文学表现

清代前期的思想家颜元从批评理学入手,探求儒家经典之原旨,以习行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颜元强调外在的事功,将经世致用视为成为圣贤的条件,将＂六艺＂视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六艺之中,颜元又特别强调射和御,主张＂文武相济＂。颜元对儒家原始经义的探究在清代影响甚大。颜元所推崇的文武双全的豪杰,在通俗小说中有形象的表现,文人豪杰之事功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礼乐兵农＂被视为挽救世运、世风的最后手段。     

汉代的“术数之学”与《汉书》的非理性描写

《汉书》中有不少非理性描写,原因主要在于班固受到汉代流行的"术数之学"的影响。《汉志》著录六种"数术"文献,班固并没有怀疑它们的合理性。王充等汉代著名唯物论者对"术数之学"尚且有所认同,而汉儒更是深受其影响。班固对"术数之学"的认识亦有其时代局限性。班固经常通过相人、望气、卜筮、梦兆等非理性描写,以神秘预言的形式来暗示历史人物的命运结局。班固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宣扬个人品行操守乃至祖上"阴德"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汉书》也因此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宿命论倾向。     

“家”的继承与延续——试析日本武家的家督继承制、养子制与家长隐居制度

日本武家的家制度与西欧各国和中国的家制度相比,极具特色。诸如家督继承制、养子制和家长隐居制度等,都是家制度中的代表。这三种制度本身各不相同,最终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家”的长久延续。在这三种制度从不同角度达成了这个共同目的的同时,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些其他影响。     

养老支持的“家内”与“家际”视角——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

文章从“家内”与“家际”视角分析了城乡家庭养老支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养老支持存在显著差异。亲代的居住安排、对孙子女的照料、在子女婚姻花费的贡献,以及亲代与子代配偶关系等因素对亲代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城镇地区多数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形成了“分而不远”的状态,在代际支持上表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农村子女在与父母分开居住后,亲子代问代际交流减少,“家际”方式下的养老支持趋于弱化。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