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批判性建构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创建了哲学阐释学,他的阐释学是在前辈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上的批判性继承,他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狄尔泰的浪漫主义阐释学、海德格尔的实际解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又对康德美学逐条解读和批判,使阐释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从方法论发展成为本体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奠基之作《真理与方法》出版以后,经受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晚年,他延续了康德关于想象的艺术或者诗化哲学的学术理想,提出“阐释学是一种想象力或想象艺术”。伽达默尔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研究方法,也给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带来启发,其中包括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其自在规定性和关系规定性。中国训诂学立足“语词之链”,着眼于文本的自在规定性，是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融合。它扎根语义本位，坚守确定性追求，秉持客观主义历史观，坚持在方法论范畴内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经典和指导思想，都没有重大的变化。这是故步自封，也是自我坚守，是理论缺陷，也是独特价值。西方阐释学立足“时间之流”,着眼于文本的关系规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实现方式。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学循环的深化过程，是关系规定性不断扩展的过程。西方阐释学把对关系规定性的关注贯彻到底，也把历史性和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导致了文本阐释活动中“物与人的彻底历史化”。对于西方阐释学而言，历史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造就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阐释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立足中国资源，关注中国问题，尊重文化差异，强调世界眼光，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的成就与进展的同时，踏踏实实地汲取中国训诂学的精神、方法、理论和概念。     

语言还原法--乾嘉学派的阐释学思想之一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论中国训诂学与经典阐释的确定性

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在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之中,通过“古注—新诠—定解”的扬弃之路,形成了经典阐释确定性的学术原理与判断方法。在原理层面,训诂学的基本理念是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解释的确定性,它滥觞于两汉,成熟于清代乾嘉之学,在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中体现出高度理论自觉;在方法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训诂学总结了以“语义—语境”综合互证为核心的系列方法,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可以对聚讼纷纭的经典阐释进行检验。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结合的起点,为中国阐释学的自主之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支撑。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千载之下有知音——论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是指阐释者(读者)认为通过一定的阐释方法,能够获得作者的本意。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阐释者之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可能同一的,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意图论阐释者眼中,同一性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意图论阐释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表面上看来是两种不同倾向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两者探寻的目标都是作者的本意。故而,同一性理想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     

论马克思空间阐释学的四重向度

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有四重基本向度,分别是：“存在的空间”“物质的空间”“资本的空间”和“反叛的空间”。其中,“存在的空间”旨在呈现存在与空间的本质关联,在马克思关于存在的思考中,已经渗透了关于“位置”与“安放”的空间自觉;“物质的空间”关涉对空间本质的思考,它是与“精神的空间”相对的,代表了马克思对于空间一种新的唯物主义阐释;“资本的空间”关涉马克思对所在时代经验结构中的空间性的思考,旨在呈现资本时代“空间崛起”的动力学机制;“反叛的空间”是对空间拜物教及其导致的各种空间异化的反叛,探寻扬弃空间的资本化的空间实践的可能路径。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虽然是围绕“资本”或“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展开的,但本质上呈现的是一种反资本的空间阐释学立场。四重向度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其中,“物质的空间”是“存在的空间”的逻辑推进,“资本的空间”是作为“存在的空间”的一种具体的空间构型,“反叛的空间”既是对“资本的空间”的一种解构,同时又指向一种新的“存在的空间”的可能性。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