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与天命——《河图》、《洛书》之谜的心态史追溯

“天人感应”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大众心理这些领域里居有重要地位,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人们对星象与天命之间的神秘联系寄予了特别的关注,占星术因之成为影响政治的手段。星占之中“五星聚宿”现象被方士和政治家们视为天命德运转移的征兆和王朝更替的根据。千古之谜《河图》、《洛书》其实是被神秘化数术化了的上古星图。本文试对这类心态演变作一番历史的追溯和解析。一、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古人相信国家权力是天赋的,君权的继承或转移表征着天意,天人之际存在某种神秘的交感作用     

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

北宋真宗晚年,朝局复杂,权力交接成为真宗晚期政治运行的核心。章献皇后刘氏在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受到宋代祖宗家法的限制,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将合作对象选择范围确定为士大夫群体,并最终选择与丁谓结成利益联盟展开合作,驱逐了支持太子直接掌权的寇准一派,最终形成刘氏称制、丁谓掌权的“双赢”局面。然而,仁宗初年,随着丁谓权力欲的日益膨胀,朝政逐渐被丁谓一派把持,威胁到了手握皇权的刘氏。在“异论相搅”理念的浸润下,刘氏运用王曾等人对丁谓一派进行制约打击。最终,丁谓等被逐,掌握皇权的刘氏成为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利者,并开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宋代的儒家文化理念,在对女主参政发挥限制作用的同时,也构成了女主走向政治前台的潜在文化基础。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对于“家国同构”政治观念的总体性接受以及儒家文化对于“孝道”的推崇,为女主以妻子或母亲身份代理皇权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女主在这一政治系统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角色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其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并赋予其维护父系正统的基本自觉。因此,宋代女主称制往往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史记》西汉史中天命神怪思想初探

在《史记》所叙的西汉史中,有大量天命神怪思想。其表现形式可分为四类:君权神授论、祥瑞灾异谴告说、因果报应及相面说。其形成原因主要为:“天人感应”理论氛围的熏陶、对刘氏盛世王朝的礼赞、遭遇李陵之祸的心理影响以及司马迁史官思维方式的习惯。其中,“天人感应”理论是天命神怪思想的总体原因。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中国古代天人之论真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吗?

殷周之际 ,周公“损益”殷商宗教 ,纳“德”于宗教信仰系统之中 ,作为天人沟通的根据 ,形成了“天人德合”的天命观。春秋时期 ,由于社会转型的外缘助力 ,西周天命论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 ,构成天命论的诸多要素 ,特别是天、人等要素遂逐渐发生分化 ,并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 ,老子与孔子反思夏、商、周三代宗教及春秋时期的政治现实 ,借助于西周天命论分化带来的丰富文化资源 ,扬弃“天人德合”的思维模式 ,分别建构了“推天道明人道”和“推人道达天命”的哲学体系。《易传》综合二家之说 ,围绕人与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人与社会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 ,建构了颇具特色的天人之学 ,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思路。所以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问题主要是用来解决伦常名教的形上基础、人之为人的根据以及终极关怀等安身立命问题的 ,而不是用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等问题的。中国古代哲人几乎从不用知识论的进路考量天人及二者之间的距离 ,而是靠修养、直觉、(准宗教性的 )情感体验来感受天人之间的默契。由于是一种默契 ,也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因此 ,理解的空间也就相当大 ,能充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论顺治“罪己”

顺治“罪己”通常采用颁罪己诏、下罪己谕旨及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三种方式,其主要内容有列举自己的罪过、不称圣、不接受朝贺三个方面。“罪己”基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它是在清初复杂政治局势下皇权政治在多重矛盾中运行的产物,与顺治亲政后的政治密切关联,反过来它又对当时的政治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政治宗教研究的新成果——《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评介

继两年前张荣明博士的《殷周政治与宗教》出版之后 ,近日又读到他的新著《权力的谎言 :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 1 999年出版 )。在前书的“后记”中他曾写道 :“我在尝试着作一种努力 ,建立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宗教学’的东西。”显然 ,新著是他这种努力的重要成果 ,“政治宗教研究”这面旗帜终于被正式举了出来。概括而言 ,该书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 ,资料丰富 ,案例生动。政治宗教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普遍 ,深深地扎根于大众的心理深处 ,人们并不陌生。比如“真龙天子 ,奉天承运”的神话 ,“天人感应”和“灾异谴告”说 ,…     

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论董仲舒的二元政治观

基于对客观物质性的“天”的认识,董仲舒提出了正确反映汉代社会政治的本质 和 规律要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措施,是一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 响的自然政治观。但是,另一方面,董仲舒又以道德之天、神秘之天来构建其以“大一统” 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并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最终只能陷入神学政治、 忏悔政治的窠臼。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待罪"的观念意义 --后战国时代的官僚意识之分析

后战国时代是官僚意识初步形成的时期。所谓官僚意识也就是“罪臣意识”。在皇权帝制社会,“编户齐民”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依附,“戴罪之身”造成了官僚对朝廷的依附,这事实上成为同一个人身奴役过程。“待罪”意识作为一般性的官僚意识,本质上恰恰是对皇权主义的直接呈现。官僚“待罪”意识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现实,其次才是一种人为塑造的思想观念。